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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1/5)

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李鸿章先事之失机大东沟之战平 壤之战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致败之由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

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

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

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提笔至此。

不禁废书而叹也。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

朝鲜本中国藩属也。

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

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

”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

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

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

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

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

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

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

鸿章复奏，亦如前议。

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

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

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

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

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

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

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

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

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

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

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

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

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

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

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

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

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

但其中有可疑者。

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

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

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

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

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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