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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西一家(1/5)

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

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

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

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了。

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瞒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

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

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

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

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

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

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认为，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与舆论作对，而起初，年少无知的时候，他干这种事，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违犯王法，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这难道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有着良好的教养，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

无视法官，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

当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即使有，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

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

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

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

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

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

伊尼特（注：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

）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

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

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

它拼构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风习，以感化各个阶层的人，从未开化的牧人到昏聩麻木的宫廷老臣的心灵。

它善于回忆童年的美好印象，也会抓住小小的时疫和灾祸，借以加深恐惧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便有以下这种奇妙事情产生，圣-雷翁（注：公元440年当选为教皇。

在位期间，遇匈奴可汗阿蒂拉进攻罗马，他亲自出面求和，送了许多礼物，才使阿蒂拉撤退。

）（saintléon）教皇不用武力，就顶住了野蛮的阿蒂拉及其蛮兵蛮将的进攻，这支蛮军刚刚使中国、波斯和高卢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

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

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

依我之见。

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

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1506）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1665年2月15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

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

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

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

）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

大约在1664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

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

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

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

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

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

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

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

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

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

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

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

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

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

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

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

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

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

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1527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 一个罗马人，尤其是一个中世纪的罗马人，决不是只说不做的人。

空口说大话在意大利，比在世界任何一国都要被人瞧不起。

能对自己说出这番话的人，就叫弗朗索瓦-桑西。

1598年9月15日，他就在妻子女儿眼皮下被人杀死。

这个堂璜没有给我们留下半点可爱的东西，他并不像莫里哀笔下的堂璜，因为想做个有教养的人，而陶冶、改变自己的性情。

他所以想到别人，仅仅是想显示自己比他们优越，想利用或者憎恨他们。

堂璜决不会在别人的好感，美好的遐想和温柔之心的幻觉中体验到快乐。

他需要的快乐，首先就是胜利，就是引人注目，就是被人承认。

他需要的是无礼的勒波莱洛在伤心的埃耳维尔眼前打开的那份名单。

（注：勒波莱洛是堂璜的心腹。

埃耳维尔是堂璜的妻子。

他打开的名单上记有堂璜追求的101个妇女的名字。

详见莫扎特的歌剧堂璜。

）罗马堂璜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个性。

他不像莫里哀笔下的那个堂璜，把自己的隐情告诉仆人。

他没有知己，也不乱开口，说的都是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话。

莫扎特写的堂璜，有时还有点真情实意，还有点惹人喜欢的快活劲儿，使得我们原谅他的荒唐，可这一切在罗马堂璜身上是丝毫不存。

一言以蔽之，我要描绘的是个丑恶的形象。

我原来只打算研究他的个性，不准备叙述，因为它只会使人厌恶而不会使人觉得好奇。

可是我说实话，几位旅伴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实在无法拒绝。

1823年，我有幸和几位可爱的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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