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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3/5)

豪绅。

举朝上下有牛进、周乾、桑皮筋、吴恢、蒋太守、汤思忠、甄雍一类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残害无辜，才促发了薛志义、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

作者多处赞扬了他们的绿林高义，肯定了这些起义英雄剪戮豪强、济困怜贫、替天行道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因而继承了古典小说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历史在这里只是现实的镜子。

作者的用意不是驻足过去，而是指向现实。

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的内容是相当明代化的。

例如，梁武帝拿问犯人，使唤的竟是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处人的极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剥皮揎草；唱的丽词艳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

这种历史失真现象，也表现出《禅真逸史》与明代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后期昏君庸主崇释好道，宠用奸佞，朝政腐败，以至外族入侵、危机四起的现实矛盾的反映。

《凡例》所谓“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辅序所谓“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者亦在此。

从这种现实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诸种生活的情状。

其间“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么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

这种驳杂斑斓的色调，有助于我们对明代的社会实际生活有更具体、广泛的认识。

应该指出，《禅真逸史》也充塞着不少思想糟粕。

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纲常名教的教条，顺天知命的天命论观点，也有释、道两家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无为主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等教义，和发源于宗教迷信的神仙法术，真是处处可见，无孔不入，使小说笼罩了一层宗教性的迷雾。

不仅如此，作者从儒家的天命观和纲常伦理观念出发，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顺天安命的妥协精神；从道、释二家清心寡欲、委弃红尘的教义出发，安排了修真慕道、飞升霞举的归宿。

这样，作品所描述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被弓；上一条投降的道路，并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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