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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纵浪大化，不忧不惧(2/5)

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

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

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

“考”者，考试也。

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

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

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

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

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

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走运与倒霉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

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

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

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

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

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

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

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

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

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

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

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

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1998年11月2日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1] 最近一个时期，经常听到人们的劝告：要糊涂一点，要潇洒一点。

关于第一点糊涂问题，我最近写过一篇短文《难得糊涂》。

在这里，我把糊涂分为两种，一个叫真糊涂，一个叫假糊涂。

普天之下，绝大多数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尝到一点小甜头，便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忧思焚心，眉头紧皱，前途暗淡，哀叹不已。

这种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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