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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节(2/5)

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六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

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

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

”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

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

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

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

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

“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

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

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

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

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

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

你不得不粗率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

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至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

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

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

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

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

把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限额拿出来，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

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必需。

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

他笑笑。

我们在一个酒吧坐下时，已半夜十一点半。

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

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

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

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

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

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

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

坐定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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