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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1/5)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

逮捕令是这么写的：“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

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

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毋得迟违。

” 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太不讲道理。

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

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时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

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

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

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

军户历代都得当兵，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自成体系。

地方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必须知会卫所。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卫的协助下，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

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

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据，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

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

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 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谁是主使。

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

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

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

”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

这句话，算是针对徽州府“屡提不到”给了一个解释。

在呈文的最后，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

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证据，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

同样是“人丁丝绢”，人家都是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 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

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

徽州府的缉拿令发于三月初九，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

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

而到了四月初十，帅嘉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帅嘉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到撰写呈文提交官府，只用了十七天时间，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 除非，这封呈文，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

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帅嘉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

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下。

这个命令，很有意思。

按道理，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个章程。

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 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

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

申文的开头气势十足：“歙县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恳恩遵照《大明会典》，均平绢赋，以苏偏困事。

” 姚学闵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

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表示。

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

知县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

歙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负。

所以“人丁丝绢”被篡改成“夏税生丝”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

【注释】 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

户房的书吏，是衙门内六部胥吏的一种，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绝对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这故事的真假，没法查证，反正姚学闵说了，这是“父老相传”。

姚学闵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

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

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

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

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

【注释】 皇权不下县：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在帝制中国，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

而实际上，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

所以，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是地方乡贤、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故有“皇权不下县”之说。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为“后五子”之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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