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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玛丽莲·梦露(1/5)

和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一样，我想要多一点控制欲的满足。

——玛丽莲·梦露，1962年《生活》（Life）杂志专访 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

——玛丽莲·梦露，《碎片：诗歌、私人笔记与书信集》 (Fragments:Poems,IntimateNotes,Letters) 我们将要横穿一片可怕的海峡，那里波涛汹涌，可我无所畏惧。

我不像那些男人一样，担心自己的失败会有损男子气概。

——玛丽莲·梦露与诺曼·罗斯滕的谈话，收录在《玛丽莲：一个极端私人的故事》 (Marilyn:AveryPersonalStory)中 当我们看到梦露时，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她是闪闪发光的。

她的美不像黛德丽[1](Dietrich)或嘉宝[2](Garbo)那样朴实平淡。

她的面孔始终是完美无瑕的，就连最不能忍受她的劳伦斯·奥利弗[3](LaurenceOlivier)也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出演使得《游龙戏凤》（ThePrinceandtheShowgirl）变得光彩夺目［摄影师杰克·卡迪夫（JackCadiff）称她是“灼热的”，苏珊·斯塔丝伯格（SusanStrasberg）称她“像是夜空中的极光般闪闪发光”］。

当然，这只是她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MyWeekwithMarilyn）中，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elleWilliams）很好地扮演了她的角色，但这部电影仍然显得非常失败的原因。

然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她绝世美貌之下，她所引发或揭露的真实，却鲜少有人问及。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正在于她“过于闪亮”。

当这种“闪亮”成为某位女性的属性，又遇上拥有最完美银幕的好莱坞时，往往它就会成为对人物真实样貌的一种掩盖。

梦露的美是耀眼且使人目眩神迷的（在这方面，她无人可匹敌）。

但这意味着她是个美丽的诱饵吗？她使我们看到，又不愿让我们看见的内容各是什么呢？梦露自己深知“看见”与“观看”的区别：“男人们看不见我，他们只会把眼睛盯在我的肉体上。

”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梦露作为美国战后崛起的“完美衬托”角色的意义。

事实上，“美丽”作为一种陷阱，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特殊暴力，这在女权主义领域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但我们却鲜少听见，有人将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趣味，与长久不朽的社会性残忍和不公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没有人像梦露这样，在银幕上演出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同时却不丧失自己的敏感与自我意识。

1960年夏天，在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里诺[4](Reno),《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的记者比尔·韦瑟比（BillWeath-erby）发现自己成了梦露的“亲密朋友”。

连他也有点搞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觉得或许是因为最初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梦露十足的兴趣。

他最开始的“目标”也确实不是梦露，而是她此时的丈夫阿瑟·米勒，后者刚刚指导拍摄完梦露的最后一部影片《乱点鸳鸯谱》（Misfits).“我看见你和所有人说话，唯独没有找我。

”他们的交往由此开始。

事实上，他有点无法忍受梦露将“阿瑟·米勒”变成“梦露先生”。

“我没屈从于艾森豪威尔的统治力，我也决心不在梦露的诱惑面前失去理智。

”而且奇怪地，他几乎就要成功了。

不过说“诱惑”，其实是不恰当的，即便他们在梦露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一有机会就会在纽约见面。

他们之间是互相理解的，这在他们的私人通话记录中得到体现（直到1976年，他才将自己与梦露的交往记录整理出版）。

当然，那本书里最有吸引力，却也不新鲜的一点提议是：韦瑟比希望男人们可以更多关注女人的头脑，而非她们的身体。

当然，韦瑟比自己已经深深地迷醉于梦露的思想世界了。

“她让思考本身变得严肃而从容。

”韦瑟比评论道，随后他又补充，“那些始终认为梦露不过是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女的人大概会觉得，我只是暗示她有点奇思妙想……事实完全相反，她是给思考注入了她独有的、严肃的判断力。

”梦露书写的片段、诗歌、日记和笔记，在近几年陆续被整理出版，这将给读者提供一个契机，去了解一个女人“出人意料”的深刻思想。

1962年，梦露在一组笔记中写道，“每当危急时刻，我都会尽可能去思考，充分动用我的理解力。

”“我们人类，”她在自己最后的访谈中说，“是奇怪的生物，并且始终保持着为自己思考的权力。

”她和本书中其他的女性一样，同样有着深切的急迫感，思考也同样是她探求自由的手段。

当电影《乱点鸳鸯谱》在当年11月杀青时，所有人——尤其是梦露，都对这部电影感到不满。

韦瑟比在此后推掉了去大峡谷的邀请，转头去了新奥尔良。

伴随着社会新思潮的爆发，种族融合的浪潮在这座城市全面开启。

而《乱点鸳鸯谱》这部戏剧——“事实上它并不是一部电影”，在他看来成为迫使他放弃好莱坞和梦露的一种方式。

在一场被他形容成“如同德占时期巴黎抵抗组织一样神秘”的混合派对（integrationparty）上，他成了年轻的黑人男子马尔科姆·艾克斯[5](MalcolmX）的追随者克里斯汀的情人，尽管他曾向梦露表示克里斯汀是个女人，而梦露则是唯一一个对这位克里斯汀表示过兴趣的白人影星。

事实上，克里斯汀“她”也曾对梦露表示过认同：“她是个受过伤的女人，她知道伤痕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从不读那些关于她的花边新闻，我是从她演的电影里看出来的。

她是那种会被人骂的女人，所以我理解她。

我从没认同过其他的白人女影星，其他白人在表面上，好像只会做清白的事。

”“白人只做清白的事”同样也是对梦露影片故事的准确描述。

而当韦瑟比对这句话表示质疑时，克里斯汀很愤怒：“我们黑人在电影里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就像汤姆大叔，因为白人根本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哦，他们分不清我们，我们也分不清他们。

” 克里斯汀对当时电影行业的潜规则了如指掌。

通常来说，电影会允许——或邀请你，成为它们希望你扮演的角色。

克里斯汀拒绝了这所谓的“邀请”，因为这并不是互惠的行为：没有哪个白人会真正认同黑人的存在。

而我们正在谈论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奥尔良，一座现如今已无法想象的“种族隔离城市”，当社交聚会的常客来到一栋盲人建筑前时，他们可以透过大法官的窗子看到那里面的盲人严格地被按照肤色区分：他们自己因为失明，做不了这件事。

克里斯汀揭开了好莱坞光鲜的盖子，戳穿了它提供的幻梦，让错误的民主意识最终显形——“这已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看与被看，人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时代”。

如果说梦露是这个幻梦的象征——她由底层走上巅峰，那么她也揭露了位于这个梦核心的残忍与痛苦。

于是突然，韦瑟比明白了好莱坞与美国南方极端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它们都以陈词滥调作为对人的束缚。

他陈述道，“黑人，其实要比梦露更遭到类型化的禁锢。

”“当我看到一群白人暴徒聚集在小学旁，对两个穿着她们最好的裙子的黑人小女孩吼叫时，我想象这些面孔在好莱坞，其实也是梦露、贝蒂·格拉布尔[6](BettyGrable)等人不得不面对的。

”他由此将暴行与想象联系到一起，而这种想象往往与好莱坞有关。

所谓的造梦者往往也是丑陋邪恶的巫婆。

于是韦瑟比的类比并非耸人听闻的观点。

无独有偶，在人类学家霍顿斯·鲍德梅克尔（HortensePowdermaker）关于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她将电影产业中导演对演员的使用，与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奴役进行了对比。

更明显的表现，在于好莱坞会时常丢弃它的“明星”，尤其是女人：“梦露……格拉布尔，等等。

”梦露或多或少会对自己被分配到的角色表示出厌恶，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是在她最喜欢的影片《热情似火》（SomeLikeItHot）中。

她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个女人会蠢到把托尼·柯蒂斯（TonyCurtis）、杰克·莱蒙（JackLemmon）这样两个废物累赘当成是男人［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Wilder）显然是同意她的。

影片原计划以彩色上映，最终却因两位男主角的演技成为一部黑白片，他承认这是次不得已的替换］。

梦露是个充满渴望的艺术家，她曾对韦瑟比表示：“倘若我不能成名，我就只能是好莱坞的一个奴隶。

”同样地，民权运动的核心，其实也是希望打破人们的固化印象来换取自由——拒绝被始终当成诸如“汤姆大叔”之类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年轻的黑人会认同玛丽莲·梦露的原因。

克里斯汀并不孤独。

詹姆斯·鲍德温[7](JamesBaldwin)同样很认同梦露。

他是通过田纳西·威廉斯[8](TennesseeWilliams)介绍认识韦瑟比的［根据理查德·高特（RichardGott）的记录，韦瑟比是民权运动中同性恋地下组织的成员，同时还是鲍德温葬礼上唯一一个白人抬棺人］。

韦瑟比也不是唯一一个发觉梦露生命许多时刻彼此古怪关联的作家。

李·斯特拉斯伯格（LeeStrasberg）的女儿苏珊，还记得梦露的一幅自画像，画里梦露身边还有位黑人女孩，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寒酸的裙子，一只袜子在脚踝处卷起来”。

曾于1949年和1952年在《生活》杂志两次为梦露拍摄写真的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Halsman）注意到，当他第二次造访梦露家中时，她的书架上排着一本《美国文学中的黑人》（TheNegroinAmericanLitera-ture）。

而根据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格洛瑞亚·斯坦能（GloriaStei-nem）的说辞，当洛杉矶的莫卡姆堡夜总会（Mocambonightclub）想要拒绝一名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Fitzgerald）的应聘时，夜总会老板接到了梦露的私人电话，电话中说如果他雇用了这个女孩，梦露就会每天都预订夜总会的前排座位。

由于梦露的许诺，整个报界竞相报道此事，使得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菲茨杰拉德再也没有在小型的爵士酒吧唱过歌。

菲茨杰拉德不会忘记这件事，以至于后来有人向她问起梦露时，她评价她“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有一点点超越那个时代”。

其实韦瑟比向梦露隐藏克里斯汀真实性别的行为也有些多此一举。

“那些不愿意接纳他的人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嘲笑他，”梦露曾这样向韦瑟比评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9](MontgomeryClift)“他们怎样看这种事情？标签化——人们都爱往别人身上贴标签。

这会使他们觉得安全。

他们也曾把我变成同性恋。

我笑了。

其实只要两情相悦，性的事情又有什么对错之分呢？”人们也普遍接受了她的第一任情人，其实是她的女表演老师娜塔莎·李特斯（NatashaLytess，梦露曾表示与她对视会使自己感到震颤）。

她还与一位黑人演员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那简直像在监狱里谈恋爱。

”所以梦露身上众所周知的“混乱”，大概是她包容性的一个方面。

她太喜欢打破界限了，她的关系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禁忌：黑人、女人，以及我们将会看到的，共产党和犹太人。

至少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梦露站在怎样的阵营——我们暂且不谈论她是否真正曾经站到过某个阵营中——她的选择一定是出人意料的。

如果梦露曾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美国”，我们也不应对这想象背后的事实感到惊讶：作为完美背后的阴影，一些同样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之物，暴露了好莱坞作为一种白人暴力的存在。

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梦露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她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大明星。

她在洛杉矶的郊区长大，童年时代经历了无数个寄养家庭。

而在梦露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在她眼前被穿上束缚衣，送进了精神病院（很难想象她当时的心情）。

九岁时，梦露被送进了孤儿院，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孤儿，即便她的母亲此时已不在人世。

她的最后一位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LoisBanner）写道：“她出生在一个私生子被认为是非法的年代……接受救济，在那个年代则被看成耻辱。

”而她的亲戚们“也患有精神病，使得这几乎可以看成家族的遗传，标记了人类某种不可避免的退化”。

于是和萨洛蒙一样，梦露同样背负着退化的耻辱和威胁（卢森堡也一样，她既是个“跛子”，还是个犹太人）。

梦露的故事被反复讲述，她自己就讲过很多次。

尽管一些细节受到质疑，但人们还是相信她所讲的故事。

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真实的故事反倒符合她演绎的虚构形象——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具体化身。

但梦露的故事并不浪漫，反而要残酷许多。

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观察到“一种始终如一的爱与关切的缺失。

恐惧与怀疑才是这世界的常态。

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除了从孩子、老者与弱者身上看到的有关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

“我能从所有被迫害的人身上体会到伟大的情感。

”后来的编辑者曾认为这组笔记是她为了接受采访所做的准备，所以看起来很像是“自言自语”。

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只是自说自话那么简单。

早在1945年，她就曾告诉自己的早期摄影师安德烈·德·迪尼斯（AndredeDienes），如果她可以搬去纽约，她就要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然后帮助打不起官司的穷人。

对于韦瑟比而言，她的确曾对街上的乞丐和酒鬼表示过怜悯：他自己就遇见过两次，这和其他明星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梦露看来，卑微是一种特许，使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不要害怕去问任何事情，你要知道我自己就是从底层‘问’过来的。

”她曾如此鼓励自己前夫阿瑟·米勒的孩子。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限制，“她符合一切充满生命力的条件。

”韦瑟比如此评价道。

简单地说，无论梦露成为怎样的巨星，她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

“我不认为以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对像她这样的人的私生活产生兴趣，”她生命末期的女仆莉娜·佩皮通这样写道，“但人们却都是这样做的。

”（这句话是否真的来自她的女仆尚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她身边的人也是赞同的。

）显然，她是将韦瑟比当作自己的同伴。

“我看到你和所有人谈话，唯独除了我。

”当她用这句话俘获了他时，正如他最初假定的，她并没有把什么当成目的。

她提供给他一些内容更像是对好莱坞阴暗面的揭露。

“你只关心那些大明星，现在你应当去看看那些默默无名，却不懈努力的人。

去施瓦布（Schwab）[10]瞧瞧吧。

”而当他照她的话去做之后，他被自己看到的成瘾、失败、贫穷和痛苦震惊。

而梦露此时则告诉他，这意味着他“毕业了”：“当我第一次主演电影时，我回到了那里，我觉得这些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交了好运的人，大概也会时来运转。

但没有人认出我，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我曾经是谁，我成了这里的陌生人。

”他们没认出她，却都是她的观众，而这些仍在奋斗的人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观众。

她始终坚持，是观众而非工作室，让她成为巨星。

阿瑟·米勒总结道：“她所依赖的，是那些普通阶层的观众：工人、酒吧里的人、被未付清的账单纠缠的家庭主妇、迷茫的大学生，他们都是被无视、被欺骗、被操纵的大众——但对她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人。

她希望他们可以觉得，自己付钱看到的有关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

” 就这样，对公众近乎粗暴的剥削也成了她厌恶好莱坞的一个原因。

她曾抱怨，“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没有纪念品，更别提属于大众的博物馆了，“那些身家百万的人卷走了一切，然后就跑路，什么也不会留给工人们”。

我们可以推测，她已经看惯了这种在“商品”与“商品”背后隐藏的劳动之间残忍的剥离了。

而这恰恰是好莱坞用在女性身上，并称之为范本与典型案例的惯用伎俩。

而根据帮助她在嫁给阿瑟·米勒后改自己信仰为犹太教的拉比罗伯特·戈尔德贝格（RobertGoldberg）的说辞，犹太教的吸引力，其实更在于她对自己“底层失败者”的身份认同（同样或许也包括犹太教中“伦理的、预言性的理想，以及对亲密的家庭生活的强调”）。

梦露也曾对桑德伯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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