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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社会篇：古人工作，什么行业最赚钱(5/5)

家是“奉旨考试”。

举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赚些路费。

比如商人会在行商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税费。

举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费，最后还会分到一些钱。

还有的举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违禁货品来赚钱。

光绪年间有位云南新平的举人，进京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共得银三四百两。

这些都是举人里的贪财之辈，终究不占多数。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呢？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

所谓会馆，类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用来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人。

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口味。

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名利场。

在会馆居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

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所以要自备饭食和油灯。

考试的时候，一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

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

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

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

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

成为贡士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清朝殿试的考场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后改为保和殿。

殿试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

阅卷时，每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在试卷上画代表等第的五种符号，最高等第的符号是圈圈。

最后，选出十张画圈圈最多的试卷，交由皇帝亲自审阅并选出前三名。

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

所有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甲”“二甲”和“三甲”。

一甲就三个人，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

看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只是一个排位赛。

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士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

区别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作“进士及第”，二甲叫作“进士出身”，三甲叫作“同进士出身”，其实都是进士。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开始了。

明清两朝，考中进士后的出路一般有三种。

最优出路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培养地。

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今天进中央党校进修，前途无量。

状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六品和正七品，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

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

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相当于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

进士的次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门做官，即做京官。

明清时期官场有个说法：“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

”翰林是最佳选择，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职。

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职，一般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

也就是说，考中了进士，最差也能弄个县长当。

以上就是以明清为例的科举考试全套流程。

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但要做好心理准备，考进士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都考不中。

清朝时山东就有个叫王服经的进士，考中那年已经84岁。

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通过会试，还没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去世了。

这两位读书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古人有身份证吗 身份证是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办事时必须携带，否则寸步难行。

那古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证吗？ 古人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一般不是每个人都有。

在古代，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

所以，古代有“身份证”的大部分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属于职业身份证明。

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的秦国出现过，其创立者是商鞅。

战国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

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商鞅发明了一种“照身帖”。

据说这种照身帖由一块光滑打磨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

秦国人必须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

商鞅还规定：民众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时必须携带照身帖，否则关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违者严惩。

照身帖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身份证。

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却因自己的发明“作茧自缚”。

商鞅因变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后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随即果断跑路。

然而，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跑路失败。

明人余邵鱼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有详细记载： 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

鞅曰：“吾无照身帖。

”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之后的历代王朝，只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证”就仅局限官员阶层使用了，毕竟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

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品级高低而不同，其中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材质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为银，六品及以下则为铜。

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品级。

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今天的工作证或通行证。

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

鱼符的使用方法类似于先秦时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虎符是用来调兵的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调令；而鱼符是官员人人持有，属于个人的职业身份证明。

今天，如果谁家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我们常说这家人钓到了“金龟婿”。

“金龟婿”这一说法，就是源于唐朝的鱼符制度。

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是鲤鱼形的。

武则天称帝后，怕人们看到鲤鱼会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为“鲤”和“李”同音，遂将鱼符改成了龟形。

龟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则天的“武”谐音。

这样，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就变成了“龟符”，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

唐代还将鱼符制度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番国使者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符。

这种符以雌雄来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块之多）交给番国来使带回去。

该国再有来使，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制度渐渐被废除，官员的身份证变成了腰牌。

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

牙牌的材质不再局限于金属，还有用象牙、兽骨、木材等材料制作的。

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种，分别标记为勋、亲、文、武、乐。

《明史》记载：“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

”明朝时，不仅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携带腰牌以表明身份。

清朝的腰牌不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还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已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了。

古代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职业或临时事务时使用。

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证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

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证，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

前几年，重庆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古代商人行商或举人赶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属于一种临时事务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之物。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大肆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

1936年的某一天，马鸿逵无意中看到了《史记》里的《商君列传》，眼睛顿时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启发，马鸿逵在宁夏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

当时的身份证叫作“居民证”，由白布制成，长7厘米，宽3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箕斗形状等个人特征，以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身份。

马鸿逵的发明，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65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主要是对孤儿、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

然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会福利事务最初多由民间承担，比如汉代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

这些团体会救助身边的弱势群体。

佛教传入我国后，寺庙也能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一个由寺庙养大的孤儿。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

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就是重要证明。

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

在宋代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

与今天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莆田系医院不同，宋朝的施药局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看病时只收本钱，对于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发放药物。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宋徽宗时普及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

《宋史》记载，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

”安济坊主要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类似一个免费医院。

当时规定，凡是有1000户以上的城镇都必须设置安济坊。

居养院，主要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孤儿的居养机构。

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叫作安老坊、安怀坊等，名称不同，性质一样，类似今天的官办免费养老院。

在宋朝，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

居养院中，针对孤儿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院。

通过名字我们很难猜到“漏泽园”这个机构的功能。

实际上，它是一个福利性质的殡葬机构。

在宋代，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家贫无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负责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称为漏泽园。

漏泽园的建立，不仅给了贫穷者最后的往生体面，还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环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国台湾经济史家侯家驹将宋代社会福利评价为“由胎养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

在宋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与文明程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也是本书开篇之所以说宋代是最幸福时代的原因。

谈及宋代的社会福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朝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多是在宋徽宗时期完善的。

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

这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宋徽宗时代被很多后人认为是宋朝最腐败的时期，蔡京也被认为是大奸臣。

按很多人的理解来看，这两位老先生不应该干这么多好事啊！这一问题就是历史学界有名的“蔡京悖论”。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谈及此问题时就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 对于这一问题，王老师的看法与顾炎武一致。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把人物脸谱化，而是要将历史人物全面还原——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不能简单扣帽子了事，更不能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价值观而刻意回避历史真相或制造历史假象。

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后世人眼中的“明君贤臣”，但其对古代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贡献并不能因此被否定。

66古代的孤儿院 上一篇我们讲了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一篇我们将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儿童福利院详细说一下。

宋代的儿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

慈幼局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

慈幼局的出现，与我国自古就有的一个陋习有关，这个陋习就是溺婴。

溺婴之风在中国由来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后大人不想养，就放在水里溺亡。

古代的溺婴行为多是针对女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

《韩非子》中就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

宋代的溺婴行为也很常见，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记载：“鄂渚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古人溺婴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二是古代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养；三是一些穷苦的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养不起。

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政府设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办法减少溺婴行为。

元明两朝，官方的孤儿收养行为一度中断，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复。

到了清朝，脱胎于慈幼局的育婴堂开始普及。

我们可以通过清朝育婴堂的运行方式来窥视一下中国古代的孤儿院。

育婴堂接收婴儿时会记录到达时间，婴儿的五官四肢状况，还会询问婴儿的捡拾地点和捡拾状态等相关信息，将这些都记录在“收婴册”上。

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有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个大木箱，人们见到被遗弃的婴儿就会将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会将遗弃在木箱内的弃婴送至育婴堂，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

这套系统和今天城市里的“婴儿安全岛”非常类似。

弃婴者也可以将婴儿直接送至育婴堂。

弃婴都是怕人知道的不耻行为，为了避免弃婴者身份公开，育婴堂设有一种保密的“收婴设施”。

在育婴堂的外墙，会有一处墙体被掏空，墙体上安装一个大抽屉。

弃婴者在墙外侧将抽屉拉开，将婴儿放入后关上抽屉。

这种抽屉在墙的两侧都能拉开，听见抽屉里婴儿的哭声后，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就会在墙内侧把抽屉拉开，接收弃婴。

民国时期的画家丰子恺就曾画过一幅描绘育婴堂接收弃婴的画作，叫《最后的吻》，画上就有这种特殊的“收婴设施”。

育婴堂的开支来自于民间资助和政府拨款，属于官民合办的组织。

育婴堂里的孤儿长大后，育婴堂还要负责给其安排出路。

男孩长大，要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准由娼妓家认养，也不准被领养去当奴仆。

另外，还不允许育婴堂向领养者索要钱款。

女孩长大，则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女或养媳的婆家。

小说《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由其养父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回的。

这里的养生堂和育婴堂是一回事，但清朝叫育婴堂的更多。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与落后。

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源头。

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现代只是短暂的一瞬。

从更高的角度看，古代只是我们的上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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