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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底层(2/5)

份低下的男友逃离时，她的妈妈再也不能在谒师所里“搂着她的头”了。

谣言对于生命和死亡都是麻烦事。

桑茜拉的姐姐萝比娜的死几乎是自愿的，她拒绝离开自己滥用暴力的丈夫，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那样做，会给她的父母带来什么：“如果我离开巴德维，他们就会死于因我而产生的羞耻。

”她这样告诉桑茜拉。

而在桑茜拉逃离之后，人们也是在疏离了她的妈妈很久之后，才再次与她交谈。

这种驱逐造成的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死亡。

尽管如此，她的妈妈最深切的渴望，还是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和其他人一起唾骂自己那个成为“逃亡者”的女儿。

但这些故事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母亲被牵扯进管教女儿的过程之中，甚至偶尔还会亲手杀死她们。

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姐姐做证，阿丽莎描述了她们的母亲怎样把塑料袋塞进姐姐嘴里，同时还怂恿自己的丈夫：“就在这里解决她”。

当莎菲莉亚吞下漂白剂，想要以此避免包办婚姻时，她们的妈妈，在阿丽莎看来，摆出了一张“事不关己”的冷漠面孔。

“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亚最好是能自己死掉，这样会省掉很多麻烦。

”莎菲莉亚因为漂白剂而生了重病，不得不紧急送往医院，她的体重骤降到了5英石[2]。

而在法庭上，这位因家族荣誉而变得无比残忍的母亲在案情逐渐明朗后，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丈夫，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但这只会加剧人们对她残忍犯罪的深刻印象。

她显然更乐于看到自己不听话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惩罚。

普尔纳·塞恩（PurnaSen）把荣誉犯罪中对妇女的牵涉看成此类犯罪的一种特性。

在另一桩很有影响力的事件里，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女孩蒂娜·伊瑟尔（TinaIser）被自己的巴勒斯坦裔父亲和巴西裔母亲一再地辱骂“去死吧”，而当时她已经被他们刺了六刀，躺在自家的地板上奄奄一息。

FBI事先装好的窃听设备忠实地记录了这起发生在1989年的可怕案件，而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位父亲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有一种说法是蒂娜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事情败露才惨遭毒手）。

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中，一个女孩极力反对包办自己的婚姻。

在新婚之夜，她的母亲竟然热心地为自己的女婿出谋划策。

在这位母亲看来，让女儿顺从这桩婚姻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今晚强暴她”。

桑茜拉的故事无关荣誉谋杀，但在故事的开头，当她逃走后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请求回家时，她的母亲却说她最好在她眼前死掉。

桑茜拉由此反问道：“为什么妈妈要维持这种不幸，并把它当成婚姻中正常的部分？为什么她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随后，她遇到了一个被自己兄弟和叔叔虐待的女孩，而她的母亲同样拒绝提供帮助。

对此桑茜拉无奈地表示，“你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最糟的敌人，你知道你办不到，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的母亲。

”在《失落情人的地图》里，小说的中心人物、考库布的女儿马赫·雅班回家以逃避自己在巴基斯坦的不幸婚姻。

她自然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在与母亲对峙时，她说：“我所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从没给过我自由，只是想让我重复你的命运。

”但她母亲的回应更令人痛心：“我并没有给你那样自由的自由，你没看出来吗？” 法蒂玛·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萨西达曾出庭为自己丈夫做证。

和莎菲莉亚的母亲一样，最开始她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的丈夫。

莎菲莉亚的母亲虽然后来更改了自己的证词，但显然那并不是基于自己活着的女儿的幸福，或死去的女儿的真相做出的考虑。

在莎菲莉亚的遭遇里，我们可以把这位母亲的行为，看成对自己丈夫的不容置疑，是屈服于一种精神与肉体双重控制的表现。

但那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她看成一具提线木偶。

这些事件促使我们反思一个看似不可能理清的问题，它直抵本书的核心部分：如何看待女人一直承受迫害的，但又非唯一的受害者身份？从莎菲莉亚的母亲身上，我们或许应当考虑：将女人看成无力反抗的存在，她们只能屈从于男权的控制；或是像这些故事里，把她们看成邪恶的、公然蔑视一切理解可能的“代理人”，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呢？ 不过荣誉谋杀中，有关母亲的故事还有其他版本。

荣誉谋杀事件最大的困境，在于证言的难以采集，因为作为证人的女人往往会处在死亡威胁之下。

1999年，十五岁的图拉伊·格伦（TulayGoren）失踪了。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事件直到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她的父亲穆罕穆德·格伦被宣布谋杀罪成立。

而在给他定罪的过程中，来自死者母亲的证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行为毋庸置疑让她处在了危险之中，但同时也让她从所有的恐惧里解放了出来。

“在我向警方说出真相之前，我始终都害怕穆罕穆德。

”她在法庭上说，“但我说出真相后我就不再怕了……即便他会杀了我。

”在法齐尔的《我的名字叫萨拉玛》里，母亲始终站在她女儿一边：“我亲爱的蕾拉，自打我怀上你，我的妈妈就祈求我赶紧在我的兄弟找到我之前离开。

‘他会用他的来复枪打死你的，你必须走，不然你就会死掉。

’”她想象自己在和自己被抛弃的女儿说话。

“她想要来见我，”她在监狱里冥想，此时她的孩子已在一出生后就被人抢走了。

“但我的父亲和兄弟肯定会阻止她这样做。

” 然而，如果说荣誉谋杀是一种隐秘、代表扭曲的爱与亲密的行为，它同样也会作用于公众，在某些街区上演着相似的剧情。

荣誉犯罪也许与对女性的性占有相关，但它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揭示了女性权力的缺失，以及公共话语下的乏力。

这在法蒂玛·萨西达的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她成了一个名人。

她爱上了瑞典籍伊朗人帕特里克·林德佐（PatrikLindesjo）。

而她自己则是来自一个已经在瑞典生活了二十年的土耳其库尔德家庭。

悲剧起始于她看见自己的父亲拉赫米·萨西达（RahmiSahindal）与林德佐一起走在街上。

尽管她的父亲表示他们同意这桩婚事，仅存的分歧只是在婚礼费用的分担上，但萨西达还是看出，这件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他会掐断我的脖子，如果他能抓到我……我知道我已经亲手毁掉了我自己所有家人的生活。

”少见的是她居然能早早就看出自己将死于这种价值观念。

“没有人会娶我家的女孩子了——她们现在都成了妓女。

”个人价值产生了迁移。

“他们应当把我切成片，然后放在不同的山顶，等着秃鹫来吃。

”在法齐尔的小说里，当主人公在伦敦经历了一夜情之后，她痛苦地想象着自己可能招致的灾难。

萨西达被逐出自己的家庭，在瑞典东南的乌普萨拉参与了一项社会福利工作的课程。

而她的举动已经让她彻底背离了她所在的社群。

根据威坎的分析，基于家庭成员共同的、或多或少的理解和情感分享，驱逐萨西达是除了杀死她之外唯一可以被接受的选择。

萨西达同时以自己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与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为了声讨她的父亲和兄弟对她的“死亡威胁”，以及他们在前往乌普萨拉“看望”她时对她进行的侮辱和伤害，她起诉了他们，并最终换来了一份对他们实行五个月监禁的判决。

但这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所以在她第一次去警局时，他们都对她的控诉漠不关心。

这是很惯常的状况，最典型的例子是住在伦敦的库尔德女孩芭娜兹·马赫莫德（BanazMahmod）。

2005年，她被自己远道而来的两位家庭成员强暴、毒打，最后掐死。

而她的父亲则在旁边观看了全过程。

在被发现死在血泊里之前，她曾一度打破窗子想要逃走，并向警察寻求帮助，却反被以“诬告”的名义驳回（“一个说谎的醉鬼”，当时的警方报告里这样写道，事实上她的父亲在虐待她的过程中，确实给她灌了金酒）。

而在此之前，她去过警察局六次，希望得到保护，但却统统无果。

面对公众舆论的质问，当时经手此案的警官安吉拉·科尔内斯（AngelaCornes）给出的正式回应是“证据不足”，甚至还一度考虑要以“打破窗子”为罪名对女孩进行治安处罚。

而在2009年，这位科尔内斯警官竟然还被晋升为队长。

萨西达在法庭上的成功，让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勇气会得到回报。

在她的父亲和兄弟被判决之前，她和林德佐还一起出现在电视上。

他们谈论了他们的爱情，以及他们正承受的“威胁”（引用自这次采访）。

她诉诸公众是因为相信这样做会让她最终获救：“也许有更多人知道我，他们就不敢杀我了。

“2001年11月，也是她死前两个月，在初次拒绝后，她同意参与一次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关于防止妇女暴力网络协助的研讨班。

在350名观众面前，她表示自己已经把大众传媒当成是“最后一根稻草”。

她希望可以有一次公开的辩论，能够使这些来自于移民家庭的女孩的遭遇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但她也承认，自己口中的“媒体奇迹”，正在逐渐失控，它变得“越发轰动”，萨西达自己则成了“国家名人”。

根据她的姐姐奈贝尔的说辞，这让她们的父亲暴怒，以至于气病了（后来病情也成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萨西达深知，自己在公众面前揭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已经触犯了自己教派中有关不名誉和公开蒙羞的罪名。

这显然加深了她的罪过。

她拒绝了在门后监听对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的第一次听审的机会。

她是在向危险示好，而后她又违反了驱逐的约定，回到乌普萨拉去看望自己已经来到那里的母亲和姐妹，而正是那个晚上，她被杀了。

这都成为她死亡的理由，但其中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她是以“保护自己为目的而成为公众人物的”（成为公众人物本身便含有少量的羞耻感），最终却因此而彻底激怒了自己的敌人。

但如果说这个事件过于强烈，那是因为她最终也被其他人想象中的社会责任感所绑架。

她为那些仍生活在黑暗里的同胞女人发声。

这也成为驱使许多女人投身到荣誉谋杀研究之中的一种理由。

像《以荣誉为名的谋杀》的作者拉娜·胡塞尼（RanaHusseini），就把这当成是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

这同样也是一次私人领域中的冒险，她想要让这一领域的所有单一实例都成为独立的“新闻”（她的作品有一个无可置疑的小标题“一个女人与难以置信的犯罪进行斗争的真实故事”）。

对于任何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对这类事件的投入可以看作一种奉献，是对逝者的纪念和代其进行的抗争。

更简单地说，报道它们，是因为它们应当被记下来。

在这一点上，萨西达的自我表达就成了一种爱与分享的表现：“我发出声音，而且不会为自己的脸打上马赛克。

” ※ 一种理解诸如此类犯罪的方式，是去考察那些纵容这些犯罪的说辞。

关于荣誉，在库尔德语里有两种表达：阿拉伯词语“sharaf”，指的是一种“男子气概”和自我价值；以及来源于希腊语的“namus”，特指女性的纯洁与礼仪得体。

而这种区分本身便隐藏着危险：如果他失去了对家里女人的行为控制，男人的“sharaf”就会招致不可挽回的破坏。

他的荣誉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潜在的耻辱发生联结。

对于这两个方面，研究者詹姆斯·布兰登和萨拉姆·哈菲兹又增加了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词“I'rid”，表明女性的贞洁是与生俱来的，而一旦破坏就不可能再得到修复（与它相同的词是印度语中的“maryada”，乌尔都语与普什图语中的“ghairat”）。

因此，荣誉虽然在女人名下，但却是男人的财产。

“女人不可能拥有荣誉，”人类学家萨拉·海利（Sha-laHaeri）在讨论巴基斯坦语中的荣誉“izzat”时表示。

“她们自己就是荣誉本身。

”荣誉是基本的东西，就像面包一样。

爱莎·欧瓦曾采访一个由于杀死自己怀孕的姐姐而入狱的男人，他表示，他的生命里“荣誉、尊严才是日常的食粮”。

但布兰登和哈菲兹也发现，这里面也有一些难以捉摸并且持续不断的威胁，“一种依赖于社群观念的无形资产”。

男人把自己的荣誉捆绑在女人身上，依赖于女人的性本能，这本身无疑是一种冒险。

1996年，拉玛·阿布巫达在她那篇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有关荣誉谋杀的批评文章里写道：“在阿拉伯文化里，谈论或标榜自己姐妹的贞操对于男人们而言，是社会交际的一方面。

”吉迪恩·克莱采尔（GideonKressel）则认为，“在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父系群体的荣誉，和自己女儿的性器官紧密相连。

”（词语“I'rid”则概括了这两个方面。

）阿布巫达同时也指出，男人们公开定下协议，避免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姐妹相互“接触”，但私底下又以“友情”的名义，默许了这种接触。

女人必须放弃婚前的性行为，“还有任何可能导致性行为的举动，还有任何牵强地与性行为加以关联的动作。

”女权主义者指出，长期以来，对女性身体理想化的要求，隐含着一种露骨的憎恨（正如梦露的遭遇所体现的），因为理想化意味着人们随时准备着对“堕落者”和“失败者”加以践踏。

在“荣誉”方面，这种裂痕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正面临的是一种恶毒的禁断，就像是西绪弗斯众所周知的任务[3]。

你的每一根骨头都背负着家族的荣誉，每一分钟都不可以松懈。

因为作为女人——你是唯一携带毁灭种子的家族成员。

即便女人们生而纯洁，但自打她们降生，便一定会成为被审判的对象。

爱莎·欧瓦的另一位受访者穆罕穆德·麦兹拉（MehmetMezra）教导他的女儿——他最后还是杀了她——家族的荣誉就在“你的身体里”，但她却无法理解做一个女孩是“耻辱的”这样基本的事实。

该怎样理解这自相矛盾的训诫呢？一个人的荣誉是怎样跑到了“耻辱的东西”里面呢？在欧瓦的另一个事例里，一个父亲在女儿出生时砍倒了一棵树（这是表达有关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一种简单方式）。

而在他八个儿子出生时，他给他们每个人都种了一棵树。

在《古兰经》里，一个脸色发黑的异教徒因为生了个女儿而感到羞耻，只得把她藏起来：“他应当忍受屈辱留她一命，还是把她埋到土里呢？”欧瓦写道，在今天，“土耳其的村庄里，人们仍然把诞下女孩这件事看成厄运的象征。

” 土耳其人有自己的理论来描述这种有关荣誉的风险。

"Namusalefgelmek“意味着其他人关于一个女人的贞洁的流言蜚语，"namusakirlenmek"是说某个人的贞洁被玷污了，"namusunutemizlemek"则是说男人负有净化的责任。

“荣誉”是一种可被玷污和损害的品质，甚至是物品。

1999年8月，禁欲者阿卜杜勒·拉迪夫（AbdulLatifZuhd）曾就一起荣誉谋杀事件在约旦报纸《阿拉伯今日》上撰文道，“在一个女孩的脸被涂满泥巴之后，她的父亲还要怎样照顾她呢？”这意味着荣誉提供给人们一种病症或是强迫，就像是一种必须要承担的家务。

一个女人因为结束了她糟糕的婚姻而回到了娘家，紧接着就被家人杀死了，对此欧瓦写道：“扎赫拉（这个女人的名字）是洁净的，她一到家，就把夫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尽到了一个媳妇的本分。

然后，她却被以不洁的名义，由于那些她被强加却不得不忍耐的东西遭到‘净化’，失去了生命。

”一个鼓励自己的儿子杀死自己女儿的母亲，在女儿死后把家里的墙刷得雪白，来表明自家的荣誉已经被洗刷干净。

一个死在整个家族的灾难降临之前的父亲断言，“我的女儿是无比洁净的”（他的话来自于自己儿子的转述。

他因为捍卫自己的女儿而被自己的儿子杀害）。

贞操必然是耀眼的。

女人的责任不只是让家变得“干净”，而是让整个世界都“闪耀着清白”。

她随时都要准备好，由于未来的不名誉，她可能会像污渍一样被抹除。

她随时都可能像自己日后遇害时的血迹一样，轻易就会被冲洗干净。

在萨西达给瑞典国会的信里，她不遗余力地表达自己对自己家庭的看法：“我的行为必然会招致惩罚，我的罪只有用我的血才能洗刷干净。

”英国犯罪检察机关的首席负责人纳齐尔·阿夫扎尔在采访过一个年轻人后表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状况会在阿拉伯新一代年轻人中得到改观。

那个年轻人把男人比作金条，把女人比作一条白色的丝绸：“如果金条脏了，还可以擦干净；如果白绸脏了，擦干净它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你只能把它丢掉。

” 这样的体系是天衣无缝的，女人无从反抗，更无从逃脱。

但就其逻辑性而言，它在自身内部便具有自我颠覆的空间。

丧心病狂的强迫手段显示了这种忧虑的阴暗面。

萨拉·海利的原则“荣誉就是男人拥有的、女人所代表的东西”和拉康学说中的“阳物权力”（phallicpower）异曲同工：有关阳物，“‘她’是没有它的生物，而‘他’不是没有它的生物”。

这是反直观的判断，但根据句法学的原则，这条准则所呈现的含义，是由于“没有”，“她”才存在（她是）；而同时，“他”所谓的拥有，在核心上其实是一种倒空的存在（他不是）。

早在1980年，在《黑夜的另一张脸》（TheHiddenFaceofEve）中，纳瓦尔·萨达维（NawalSa’dawi）描述了阿拉伯男人（尽管她很乐意把自己的学说推广到所有男人身上）并不能忍受一个聪明的女人，因为“她会看穿男人主宰一切的男子气概并不真实，也不是基本的真理”。

荣誉谋杀者是一个跟踪狂，他标记出自己的领地，然后对自己区域内任何他无法信赖的“绯闻”进行监控。

而在女性的不名誉事件中，男人的动摇也会随之显露，男女之间深深的纠缠也愈加明显——他的“男子气概”会被她攥在手里。

这反倒表现出了男人对女人深深的依赖。

这种从属关系挫败了男子气概刚直、自恃的想象，而这恰恰是男人的荣誉基础。

在实施行动之前，荣誉谋杀者实际上总是自以为给他的被害人让渡了太多权力。

拉玛·阿布巫达写道：“荣誉并不只是女人要保持原样才能活命的东西，同时也是男人着力捍卫，以免在女人面前减少的东西。

”在巴勒斯坦的一次法庭审判中，一个男人被赦免了罪行。

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只因为“她污辱了他的男子气概”。

“我们是男人，”阿斯拉姆的《失落情人的地图》中的一个凶手表示，“但她的无视，把我们贬损成了阉人。

”通过谋杀可以恢复他们的男性身份，或者就像他们所坚持的，“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 然而，荣誉谋杀并不应被看成男性狂暴的自我设定极端的实例，它自然也不是男子气概进行自负和自足的实践之后的必然结果。

“不去了解男子气概的实质，"2012年，土耳其裔小说家艾莉芙·沙法克（ElifShafak）在伦敦举行的有关她的新书《荣誉》的讨论会上指出，“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她的小说把视线聚焦在了凶手伊斯坎德尔的童年上，他的父母，甚至是外祖父母的人生充满了失败，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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