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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5/5)

需要足够丰富。

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

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

”对于萨洛蒙，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

“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除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内容，《人生？如戏？》还表现了一种在创造性艺术中体现的内在激情。

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在充分考察原稿的细节后才可能得以窥见。

我们曾提到过，萨洛蒙会使用纸的两面来作画。

菲尔斯蒂娜分析这大概是战时纸张紧缺的缘故。

而到后期，一些原本应当出现在下一页的文字，也会因为空间不足而跑到作品的前一页，而后面的画面也随之省略了。

看得出，萨洛蒙缺少的不仅是纸张，还有时间。

但我认为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

这种状况或许说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作品。

对此简单但令人遗憾的解释，是这些内容涉及到了有关纳粹罪行的展示以及羞耻。

在作品里，有一幅画面描绘了反犹小册子被放置在犹太教堂前的场景，而另一幅画面则描绘了萨洛蒙和其他一些妇女在盖世太保面前为他她失踪的丈夫和父亲申诉：“萨洛蒙的努力，在挤满了伤心的妇女的警察局门前落空了。

”似乎只有那些有关她和她的感受的纳粹相关内容才最终保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她有关纳粹的直接表现）。

她通常会在纸的正面描绘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背面则是些令人痛苦、带有抒情性的回想。

因此她的外祖母因为听到广播宣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的场景出现在某一页的正面，而背面则是宝拉琳卡当红时，街上张贴着她的巨幅海报的画面（这一组画面隐喻了世人所追捧的声音，由美妙的歌声变成了丑陋的广播报道）。

而另一组画面正面的场景中，达博罗恩引用了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劝说宝拉琳卡放弃祖国来获得自由；背面则是萨洛蒙在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无数的人排起长队，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地板上的泥潭（她暗示自由不再是可能的）。

稍后的画面中，她站在外祖父的床脚，外祖母躺在一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醒，或者是死去了。

她的外祖父向她解释，说外祖母已经尝试自杀五次了。

这本是发生在达博罗恩劝说宝拉琳卡之前的事情。

尽管读者接收的是一组打乱顺序的回忆，但从灵感到法西斯主义再到自杀，这中间的联系是十分残忍的。

在作品里，萨洛蒙反复强调的事情很简单：在苦难中，要么让生命远离死亡，要么相反。

最重要的，你将会在这些画面中，看到一些不断延伸的阴暗。

但我们无从知晓，当萨洛蒙面对作品“正面”的事件时，她会有怎样的感受。

胶带条遍布画面之中，尤其是在人物的眼睛和嘴巴上，人物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并非完全，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了。

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菲尔斯蒂娜对此大惑不解。

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形象暗示了人们在当时无法说话，也无法观看。

那么是什么摧毁了人们歌唱的声音与绘画的眼睛呢？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在这些画面之下，作为一种不可分隔的对应，萨洛蒙猛烈抨击了那些千人一面的角色，而她自己对此则是问心无愧的。

作品里有关性竞争的内容，或是恋母情结的直接表现，显然是无法论证的。

贴有胶带的画面，多是关于达博罗恩和宝拉琳卡。

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让萨洛蒙无法忍受的。

宝拉自己则要大度许多，在菲尔斯蒂娜于她晚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她称萨洛蒙与沃夫森的情事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

萨洛蒙作品的冲击力，根源在于可被还原的真实。

在我看来，伴随着争取自由和体验生命本身的固有进程，萨洛蒙找到了描述毁灭——作为一种杀死能量的方式——的完美方法，它同时也是艺术的先决条件。

惊人的相似也出现在米尔纳身上。

通过自己的狂喜与绝望，她画出了一幅画像，上面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嘴巴被胶带封住（萨洛蒙也曾剃过光头）。

她解说道，“这颗脑袋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被封住，他又聋又瞎又哑，恰恰表现了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状态。

” 我们之所以往往无法显得无辜，是我们缺乏为自己而战的勇气和决心。

在早期的画作中，米尔纳注意到，无害、清白的人物，通常会伴随一个肮脏的角色，“而我自己更容易对清白的那个产生认同。

”但萨洛蒙不是无罪的，她也许伤害了自己外祖父的自尊：“他们根本不能走出自我，于是也根本无法理解别人。

”但她还是坚持自己是出色的，“我是那种不懈寻找和发现自我获益可能的人。

”而完成自己作品时，她宣称，“这部作品必定是无价的。

” 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

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

”（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

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

”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 但萨洛蒙并未向这个她始终在讥讽抨击的世界要求道德上的特权。

倘若她确实这样做了，她也不大可能再画出这样的作品。

在《浮士德博士》的尾声，叙述者困惑于自己是否可以从整个时代的罪恶中抽离自我，是怎样的溃败使他在有生之年游走在恐慌与渴望之间：“不，我不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希望这样”（这独特的想法被他写在一封“突破封锁”的信里）。

他是对的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要对他是否试图从他的民族所制造的罪恶中脱身画上问号。

“这两个主人公（莱韦屈恩和蔡特布罗姆）身上有太多的秘密需要隐藏，也就是说，秘密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托马斯·曼在作品的创作手记中这样写道。

他自己就是个背井离乡者，他逃离了，但他的小说却告诉我们，逃离并没有意义。

随后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作是一份“激进的忏悔”：“从一开始，这本书谈论的，就是早已破碎之物。

” 从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托马斯·曼就移居到美国。

战争结束时，他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他给自己的演说命名为“德意志与德意志人”。

这次演讲被认为是德国人有关战争发表的最经典的演说之一： 作为审判的一部分，去迎合世人，咒骂、谴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以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自居，从而与罪恶撇清关系，对于我这样一个德国人而言也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在我看来，每个德国人，都与德意志的命运和罪恶有所牵连…… 世上并非有两个德意志：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事实是，唯一的德意志，因为邪恶的煽动而犯下滔天罪行。

这个邪恶的德意志，仅仅是原本出色的那个误入了歧途，以致陷入灾祸、罪责和毁灭之中。

但正因这样，一个生在那里的人，并没有办法轻易放弃这个邪恶且负罪的祖国，也不可能宣称：“我善良且高贵，是个清白的德国人，而那个邪恶的德国与我无关，可以随你们处置。

”我所讲述和试图让各位接纳的德意志，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德意志，我讲的一切，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在看到这篇解说辞的德文版后，原本因政见不和而与他断交的弟弟亨利希·曼（HeinrichMann）写信给他，称这是“为所有作家生活作出的辩护”。

贯穿本章始终的话题，是自由作为理念，及其同时拥有的最高的内在与外在价值。

托马斯·曼在他的演讲里还质询了：“为什么德国人的自由之路，最终却会通往内在的奴役？”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内心自由，并主动为它负责”时，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定是种内在状态）。

战争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托马斯·曼的答案是令人惊讶的。

他认为这场战争其实证明了歌德曾希望德国人成为流民的心愿：“像犹太人那样，德国人将背井离乡，散布在整个世界！”只有如此，“他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全面发展，“惠及整个民族”。

因此，既无处可寻，又无所不在的犹太属性，才成为复兴一个新世界的感人号角。

（进一步我们可能要问，德国是否可以出走，从而寻找到与犹太人同样的身份认同？）托马斯·曼总结，战败之后，我们或许应当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是时候让19世纪的民族个人主义全部消亡了。

” 在我看来，夏洛特·萨洛蒙正是这一尝试上的先行者。

她并未只宣告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她努力调和的音符、野性混乱的色彩，以及使世界变得抽象无形的线条，实践了自己所呼吁的经验。

以绘画对抗恐怖，她实现了伦理、美学和精神层面的全部释放。

这世界想要改变，一些内容就必然要让渡、弱化、完全消失。

“她并未像她的先辈那样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为了对生活持久而热烈的爱，主动拥抱了死亡”。

在战争之中，她完成了这部作品，从而超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深深融入了周围的黑暗，同时也提供给我们有关创造一个全新世界所需要的内容的一线启迪。

而我们仍可以从她的观点里挖掘更多启示。

——译者注 [2]纳粹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从而以“进步”为名，美化其侵略企图。

——译者注 [3]《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取材自希腊神话。

俄耳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司管文艺的女神卡利俄帕的儿子，他的琴声和歌声能迷惑百兽。

自从妻子欧律狄刻被毒蛇夺取生命后，俄耳甫斯痛不欲生，在爱神的帮助下俄耳甫斯义无反顾前往冥府解救妻子，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在返回的路上，他不能回头看欧律狄刻；第二，此戒令不可外泄。

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俄耳甫斯抵御不住对妻子的思念，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导致妻子第二次死去。

——译者注 [4]韦伯创作的三幕歌剧。

又译《自由射手》。

1821年在柏林首演，剧本由F.金德根据德国民间故事编写。

剧情是护林人马克斯与林务官之女阿加特相爱，但他必须在射击比赛中获胜才能升任林务官并和阿加特成婚。

已将自己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护林员卡斯帕尔为了换取自己免受惩罚，企图使马克斯成为他的替身。

马克斯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不幸败北，他受卡斯帕尔的引诱，不惜去狼谷向魔鬼索取魔弹。

魔鬼为他铸弹7发，第7发所中的牺牲品归魔鬼所有。

第二天，马克斯在赛场六发六中，公爵指着飞过的一只白鸽要他射击，阿加特乞求他不要开枪，说白鸽是她的化身，但子弹已射出，阿加特应声倒下，然而，子弹却掉转了方向，射向卡斯帕尔。

最终，马克斯和阿加特结为伴侣。

——译者注 [5]康塔塔（意译为清唱套曲）(Cantata）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大都有管弦乐伴奏，与中国的大合唱体裁特点十分相近，因而一度被误译为大合唱。

——译者注 [6]出自《圣经·但以理书5:25-28》，“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意思就是‘数算，数算，称称。

分裂’。

”而就在那天夜里，波斯人攻陷了巴比伦城，杀死了伯沙撒，摧毁了他的王国。

——译者注 [7]直译为“人性的-犹太人”——译者注 [8]根据大卫·冯金诺斯的传记《夏洛特》，此时考官们已经为萨洛蒙卓越的才华折服，因此并不相信这个女孩会是血统低劣的犹太人。

——译者注 [9]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年），奥地利裔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她是研究其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教义的权威，还对儿童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译者注 [10]即“Other'sface”。

列维纳斯的观念基于“他者的规范”或按他自己的话讲“规范为哲学第一本位”，认为他者是不可知的，并且无法凝练出基于自我的客观规律，因为这只会囿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

于是哲学应当是“爱的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

这样，规范成为独立于主观的实体，成为凌驾于主体的民族责任；继而这种责任超越了客体对真实之探索的意义本身。

而米尔纳和萨洛蒙的遭遇，显然是这种规范的反面。

——译者注 [11]乔治·桑塔耶那（1863-1952）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

——译者注 [12]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与艺术史教授。

——译者注 [13]原文为德文。

——译者注 [14]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家之一。

——译者注 [15]丹尼尔·巴伦博伊姆（1942——），以色列钢琴家及指挥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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