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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玛丽莲·梦露(2/5)

“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孤儿”。

但讽刺地，根据桑德伯格的记录，当时好莱坞的主要投资人大多是东欧犹太人，他们拼命想要逃离自己的身份，而青睐梦露的原因，是她“要多不像犹太人就有多不像”。

但在她的演艺生涯中，她却鲜少有机会接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这一无比认同的身份。

1951年的《夜间冲突》（ClashbyNight）是个例外。

梦露饰演一位鱼罐头工厂的女工。

影片开头，张开的渔网从天而降，抛撒入海，紧接着就是捕获的海鱼倾泻在梦露管理的流水线上。

这是梦露唯一一次扮演工人，同时这部片子也是少有的涉及工厂题材的好莱坞影片。

梦露饰演的角色是个时常因工作弄脏自己双手，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女人。

当她年轻的情人俘获了她的芳心时，她却打了他：“我觉得我要是做了你的妻子你一定会打我，不过我想让你试一试——或者让我看看其他人会不会也这样。

”当时的梦露刚刚崭露头角，和著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Stanwyck）搭戏让她压力倍增。

但影片演出的结果，是这个新人的风头，大大盖过了原本的主演。

正是凭借这个梦想逃离工厂生活的女孩角色，她正式成了一个电影明星。

有趣的是，这部令她圆梦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FritzLang）是以充满讽刺的口吻，揭露了梦想本身的残酷。

影片中芭芭拉所扮演角色的情人是个电影放映员，他声称自己每天给电影明星“装罐”（像女人们在罐头厂里那样），明星们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生鱼一样任他摆布。

而对于这一讽刺本身，梦露在记者们面前评论道，“所以你不能对你的同事太好，不然你就有可能被挤压致死。

” ※ 亚伯拉罕·林肯是梦露心目中的英雄之一。

她曾描述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七十多岁的比尔·考克斯（BillCox）一起在好莱坞大道散步的记忆。

此时的她尚未成名，正在好莱坞经历着孤独的煎熬。

而后者却给她提供了无数帮助，让她不再感到孤单。

考克斯的年纪很大，大到见证过“好莱坞大道”曾是一片荒原，被印第安人看作“适合行走的地方”的时代。

他对她讲述了自己参加美西战争，以及追随林肯的经历。

当然，梦露关于林肯最初的记忆，是当她还是个十四岁小女生时读到伟大英雄故事时的激动。

那时的她几乎将林肯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而在她生命其余时刻，克拉克·盖博偶尔也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她无从知晓自己的生父是谁，不幸中的万幸，她可以随意想象）。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崇拜并不奇怪。

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舞会上，阿隆·科普兰（AaronCopland）原本要指挥演奏自己的著名作品《林肯肖像》——那是他用管弦乐的形式，再现了林肯生命中重要时刻，素材包括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但在舞会开始前最后一刻，这个节目却被撤下，理由是这个节目是“反美国”的（真实的原因是如此纪念一位“平民英雄”大概会让这样一个坐满了亿万富翁的场合变得不那么和谐）。

林肯这一形象对于梦露而言显然是重要的。

林肯的传记作者卡尔·桑德伯格（CarlSandburg），在梦露生命的末期成了她的朋友。

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评价桑德伯格的诗是“由人民写成，为人民而写的人民礼赞”。

而对于梦露，桑德伯格则评价她是“非同一般的电影明星”，“她身上总有些民主的东西。

”所以当《游龙戏凤》中的由梦露扮演的歌女劝诫巴尔干王子应当多“民主”一些——“普选是好东西，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时，梦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扮演自己。

“普选很有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赢。

”她向王子解释道（那一刻像是在模仿卢森堡）。

不过自不必说，在烂片《我与梦露的一周》中，尽管主创声称自己的影片是在谈论“关于《游龙戏凤》拍摄的一切”，但这个重要的细节却不见踪影。

仰慕林肯，其实暗含了对美国“被拯救”时刻的怀念，同时也提醒人们，对自由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持久且严峻的。

“林肯”同样也曾在她的影片里跑过龙套——那是在一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影片《让我们相爱吧》（Let'sMakeLove）中。

这部1960年的作品所阐释的内容处于激进主义的边缘。

影片中伊夫·蒙当[11](YvesMon-tand)饰演的亿万富翁，与梦露扮演的女演员坠入了爱河。

事情的起因，是梦露所在的剧团准备要排演一部戏剧来讽刺这位亿万富翁，而他听到了消息之后，决定要收购这家剧团［如果这部片子有什么值得人们记住的地方，那就是尽管这是部乔治·库克（GeorgeCukor）的二流影片，却记录了伊夫·蒙当与梦露的银幕恋情］。

但当这位亿万富翁不请自来闯入排演现场时，他却被选中在舞台上扮演“自己”。

片子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梦露所扮演的角色在他们所排演的讽刺戏中，面对面说出了自己对“亿万富翁”的看法：“不过是一只有钱的虱子，期盼着所有女孩一听见他的名号就会放弃尊严，委身于他。

”而当亿万富翁向她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女孩自然是不信的。

为了“治愈”他的“妄想”，女孩告诉他，曾经有个演员因为长期扮演一个“不称职的林肯”而中弹身亡。

众所周知，林肯是在剧院里被暗杀的——一些人就此认为，这位身经百战的总统大概并不适合和平岁月。

《让我们相爱吧》通常被看作梦露最糟糕的电影之一。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扮演与她自己早年经历有几分相像的角色——一个渴望得到更多，却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的小演员。

但无论如何，这是她唯一一部如此接近“戏剧与政治”底线的电影。

由此，“林肯”的隐喻与她对亿万富翁的抨击是彼此联系的。

这二者都将她放在了当时美国权力中心的反面。

有趣的是，那些她扮演凭色相“淘金”的女孩的电影，如《夜阑人未静》（AsphaltJungle,1950）、《愿嫁金龟婿》（HowtoMarryaMillionaire,1953）、《绅士爱美人》（GentlemenPreferBlondes,1953）以及《热情似火》（SomeLikeItHot,1959）都更具知名度［不过这中间有两部影片多少有些复杂：《热情似火》中秀珈·凯恩（梦露饰演的乐团女郎）恋上托尼·柯蒂斯的角色时，她以为他是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的老板。

但他随后证明自己只是个把她的“爱情美梦”搞得一团糟的穷萨克斯乐手；而在《愿嫁金龟婿》里，她以为的“金龟婿”也不过是个误会］。

让我们忽略掉《让我们相爱吧》结尾她最终被一个“亿万富翁”俘获芳心的情节：在爱上了一个穷演员后，她又原谅了他“突然变得”富有的状况。

通常，突然的富有是耻辱且致命的（女人们会因此丧失尊严）。

另一方面，影片的主要场景——剧院舞台，又是个表现多重自由的地方：穷女孩有当众当面责骂亿万富翁的自由、人们有在行业“潜规则”下幸存的自由（通过揭发并改变它），以及自我教育的自由。

影片里，为了一张高中文凭，梦露的角色不得不彻夜学习，因为她“受够了显得无知”。

而现实中，她曾向韦瑟比指出，“政客们之所以总能逍遥法外，正是因为多数美国人懂的（政治）并不比我多。

”关于对在愚昧僵化的大众视野里扮演一个胸大无脑的女性角色这件事，梦露本人的厌恶不比她的角色更少。

精神分析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无意识的隐秘，是由于整个家庭的行为而造成的病态。

而我的问题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或者谁使梦露的形象如此病态呢？这不等同于询问“是谁杀了她？”或者“她是自杀的吗？”——它本身大概是一个有关梦露讨论的转向，但我认为它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

但在战后的美国，围绕她的众所周知和未知都令我着迷。

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Beaton）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她大概是由于人们的战后需求才诞生的人物。

”梦露出生在“一战”后（1926年），但她也是“二战”的“产物”，因为正是在“二战”后，她才大红大紫。

用韦瑟比的话说，战争的结束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的爱国心从此便“不必思考理由”。

他在这里暗指的是随后风行的“麦卡锡主义”[12]以及冷战。

在另一个激进记者I.F.斯通（I.F.Stone）看来，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就职演说，巧妙地将战争的野心包藏进有关自由的修辞之中（虽然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大张旗鼓地出兵，但发动越战其实已经被写进了他的时刻表）。

斯通对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有关自由先驱的礼赞，同时也是“廉洁从政”象征的《林肯肖像》组曲感到恐慌。

他认为，这恐怕意味着学术与公民自由将就此受到威胁。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委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ErwinWilson）做国防部长。

而他著名的演说“对通用公司有益的，也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同样也将对通用公司大有好处”。

在斯通看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无遮拦的、更彻底的危机，即将在无管理的状态下上演”。

但如果说梦露对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就有些不够准确了。

1950年，她初出茅庐，在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Mankiewicz）的电影《彗星美人》（AllAboutEve）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她带了本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的传记去片场，后者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良心记者”，总以拆穿各种谎言为己任。

与此后她拍摄的《让我们相爱吧》一样，《彗星美人》同样也是一部讨论关于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名的影片。

斯蒂芬斯素以揭开市政厅里的贪腐“盖子”而闻名（“有盖子的地狱”，是他曾用来报道“匹兹堡丑闻”的标题）。

他心目中的英雄，则是沦落街头的乞丐、妓女和小偷。

他所揭露的这些，恰恰正是梦露同年的影片《夜阑人未静》里的世界。

在那部片子里她所扮演的是社会“精英”阿朗佐·埃梅里希（AlonzoEmmerich）的年轻情人。

后者最终因丑闻暴露而饮弹自尽。

在片中他将犯罪比作是“人类努力生活的另一种形式”。

这个比喻也时常被人引用，这与他无可挽回的结局一起，都证明他所经受的问题，是全体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完全摆脱的。

和梦露一样，斯蒂芬斯也把无知看成最坏的事情。

比起那些善良却无知、“对谎言深信不疑，并且一遍遍向他人重复，想让别人也同他们一样相信这世界依旧安然无恙”的人，他反倒更偏爱真诚的骗子。

其实这种不适感是深入许多民族内心的。

就此，斯蒂芬斯分析道：“一些东西自始至终都是错的，它们为我们所继承，又被我们继续流传。

”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但很可惜，几乎也是从那时起，资本操控与寡头政治就已经使民主开始走向灭亡。

但他是第一个揭露信用趋势的经济模式给政治带来的危机的美国人，而这危机的后果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仍有体现：“在美国确实有一个独裁者、一个君主存在。

就好像是欧洲在国王的统治下逐渐衰败，我们或许也将在总统的带领下经历这样的命运。

这个国家正在越发远离它的人民。

当然，实际权力的归属显然是尚未可知的，但通过最终的分析，我们确信，它在被信用操控。

”当美国政治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机时，韦瑟比前去采访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Odets），后者自问自答：“问题是什么？在美国，我不会谈论世界其他的部分。

所以问题就是，‘伴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平与富足的目标是否会因此遇到障碍呢？’”人们究竟是应当耐心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发展一个足够强大的金钱帝国，并以发展为借口肆意攫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们都还生活在这样的危机之中。

不过梦露当然也爱钱。

在出演《绅士爱美人》（GentlemenPreferBlondes）时，她抱怨自己赚得比简·拉塞尔（JaneRussell）要少：“不管怎么说，片名叫‘绅士爱（金发）美人’[13]，而我才是那个金发的！”她也曾因为听说伊丽莎白·泰勒因出演《埃及艳后》（Cleo-patra）拿到了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合同而勃然大怒。

但她挣钱是为了自由，为了从——用韦瑟比的话说——“类型化”中抽离出来。

1954年，她解除了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及达利尔·F.扎纳克（DarrylF.Zanuck）的合同，离开好莱坞前往纽约，与米尔顿·格林（MiltonGreene）一起建立了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自己持有51%的股份）。

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维持太久，但还是有流言说梦露从中作梗并且牟利。

福克斯公司后来答应了她的条件，让她可以自己撰写脚本，并且在导演面前有充分的发言权，同时每部电影都支付给她十万美金的片酬。

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再一次在与制片方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他们花了一百万美元才把梦露重新请回《濒于崩溃》（Something’sGotToGive）的片场。

一封1961年的私人信件表明她从未放弃独立的梦想。

那时好莱坞的许多工作室或多或少已经打算放弃她了。

她写信给“演员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在1954年离开好莱坞去了纽约时就已经加入了进来。

她告诉后者，自己和自己的律师准备建立一个有关独立演员的组织。

“我不想再和工作室绑在一起了，我宁愿退休。

”她这样告诉韦瑟比。

她希望赚很多钱，这样就可以摆脱被金钱束缚的命运。

很多资料也证实，她赚钱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钱本身。

在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Drei-ser)的名著《嘉莉妹妹》（SisterCarrie,1900）中，作者借小说里的叙述者之口表示，“金钱不需要花费太久，就可以证明自己一文不名。

”而这部《嘉莉妹妹》，或许是最早有关名声的诅咒，同时也是梦露的众多藏书之一。

据著名编剧本·赫克特（BenHecht）的回忆，梦露曾表示林肯·斯蒂芬斯的传记“比任何一本自己读过的书”都令她激动。

我们需要想象，当她为这样一本“正直的书”激动不已时，整个美国正在以不同的原因为她倾倒。

而那一刻，她也正处在人生巅峰，无限接近美国权力的中心地带。

当曼凯维奇发现梦露在看斯蒂芬斯的书时，他警告她不要随意谈论这个人，否则她很可能会被当成激进分子（在一次被要求列举世界上最伟大的十个男人的采访中，梦露提到了斯蒂芬斯，但随后他的名字被当时她所属的派拉蒙工作室剔除掉了）。

和她对林肯的仰慕一样，这种热情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反常。

她的另一个英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她某种程度上的“代言者”，用戈尔德贝格拉比的话说，一个“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同时还是个坚定的持异见者”。

早在20世纪40年代，她就曾支持亨利·华莱士[14]（HenryWallace）的主张（他最终成为了罗斯福的副总统），做过至少一次美国进步党集会的迎宾员。

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赞扬了埃莉诺·罗斯福[15](EleanorRoosevelt)“为全人类事业的献身”。

赫克特回忆，梦露后来告诉他，她只能偷偷看斯蒂芬斯的书，把第二卷藏在枕头下。

“在这之前，我做过的第一件冒险的事，是和邻居家的小乔治在草丛里约会。

”赫克特的作品《我的故事》（MySto-ry）声称是基于与梦露的谈话写成，但被普遍认为并不可靠。

而洛伊丝·班纳却将其当成资源加以利用（对赫克特的质疑，关键在于他为何要伪造这样的往事）。

秘密记者的行为往往是隐秘的，这和偷情有几分相像。

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触手也伸到了梦露身上。

那是十分牵强的指控：斯蒂芬斯同时也是玛丽·麦卡锡[16](MaryMcCar-thy）的作品《她们》（TheGroup）中诺莉安（Norine）最喜欢的作家。

人们猜测玛丽·麦卡锡在用这个人物影射梦露，但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梦露并不是一个“瓦萨女孩”[17]，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她从未停止过自我教育。

批评家黛安娜·特里林（DianaTril-ling）就曾在她死后撰文道：“她所经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深爱’着她的大众。

在我看来，最讽刺和罪恶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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