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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玛丽莲·梦露(3/5)

那些几乎‘未开化’的人，对她渴望接受教育和有关教育的思考的嘲笑。

” 梦露是个很好的读者。

她的阅读习惯是在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基督徒阅览室中养成的［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伯妮斯·米勒克尔（BernieceMiracle）说她曾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小图书馆”］。

她的表演导师娜塔莎·李特斯曾给过她二百本书，而她在小时候就全都读完了。

她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柏拉图、沃尔特·惠特曼，以及雪莱和济慈。

在和“二战”后来到百老汇发展的德国女演员海蒂嘉德·娜依夫（Hil-degardKnef）交流时，她们还谈到了里尔克。

她有一幅著名的照片，来自摄影师伊娃·阿诺德，画面中的她正在读的书是《尤利西斯》——但这幅照片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表演”。

在演员工作室期间，她还曾向聚集前来支持她的粉丝背诵过作品里莫莉·布鲁姆在书中最末处标志性的独白（她在那张照片里读的也是这段独白，而那张照片刚好也是这本写真的结尾）。

1949年，她让采访她的记者茜拉·格雷厄姆（SheilahGraham）感到困惑，因为见面时梦露身着便衣，手里还捧着大部头的弗洛伊德［很有可能是1938年A.J.布瑞尔（A.J.Brill）的版本，那时弗洛伊德刚刚进入美国文化之中］。

据梦露早年曾合作过的男演员卡梅隆·米切尔（CameronMitchell）回忆，她对弗洛伊德有十分深刻的理解。

在她生命末期写给自己在洛杉矶的精神治疗师拉尔夫·格林森（RalphGreenson）的信里，她提到了弥尔顿，提到了肖恩·奥凯西（SeanO'Casey）和海明威的传记文学，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阐释。

在《碎片》一书的结尾，编者提供了一份梦露的藏书清单（而非我们以为会出现的服装或珠宝的清单。

当然在2012年3月，“人们关心的”她的服装和珠宝在伦敦展出）。

梦露尝试进行的是一种自我教育。

尽管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美丽肤浅的“花瓶”，但梦露自己却尝试要看透事物表面之下更深层的内容。

在1955年左右的黑皮笔记中，她告诫自己最好要“认清现实（或者是尽可能减少幻想）——从现在开始练习”。

而这种自我审查同样也是政治性的。

事实上，她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时常将揭穿“民族自欺”当作自己任务的人士。

她的朋友诺曼·罗斯滕就曾把20世纪50年代定义为一个“民族范畴上的胆怯”、“强壮的公民被卑劣的谎言蛊惑”的年代。

她当然也曾与麦卡锡主义有过纠葛，毕竟她的前夫阿瑟·米勒曾被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传讯，而她则要前去为他做证。

那时调查小组的主席沃尔特（Walter）曾要求和梦露合影，同时以提供给阿瑟·米勒一部分“便利条件”作为交换，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梦露与阿瑟·米勒此时尚未结婚，但米勒的这一举动既确定了二人的关系，同时也迫使调查小组不得不让步。

“我很清楚他们为何要传唤我，”阿瑟·米勒后来向导演理查德·艾尔（RichardEyre）解释，“是因为我和梦露订了婚。

如果我没有，那他们恐怕也不会想到我。

他们很久以前就注意过作家领域，却并没有接触过我。

但当我因为成为梦露可能的丈夫而变得有名，审查我显然就会制造更广泛的公众关注。

当我去了华盛顿准备接受讯问时，我的律师收到了一张来自调查小组主席的纸条，上面说如果可以安排自己和梦露合张影，他甚至可以取消这场审讯。

这种事情实在让人无法评论，荒谬得令人窒息。

” 梦露同时则表示，一位公司的总经理告诉她，除非米勒可以说出一些“他知道的名字”，但如果他说“我说完了……‘完了’，他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说‘你永远不会听见这个词’。

”对此，一种解释是米勒由于插手修改了《让我们相爱吧》的剧本，触犯了编剧协会的规矩。

而这部片子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婚姻（她认为他背叛了原则）。

但其实早在这之前，梦露已经预感了事情的发生。

在加入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之前，她曾于1949年加入了好莱坞的左倾演员工会，而这个组织最终因被怀疑与共产主义有染而被迫解散。

曾与她发生过剧烈冲突的福克斯公司首席达瑞尔·扎纳克正是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

海蒂嘉德·娜依夫回忆，他曾经把梦露叫到在自家举行的一个聚会中。

当梦露到达时，他停下了正在当众进行的讲话，向她致以“问候”： “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如果知道，你就已经陷进它的魔爪之中了。

” “哦不，共产主义在战时……” “无论是否正在发生战争，共产主义都是文明和所有自由国家的敌人……我很乐意看见像加菲尔德那样的叛徒会死在监狱里。

” ［约翰·加菲尔德（JohnGarfield），曾经的好莱坞巨星，却因为拒绝向“审查委员会”提供“名字”而遭到逮捕，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里，年仅三十九岁。

］ 根据演员兼作家诺玛·巴兹曼（NormaBarzman）的说法，1949年梦露曾有一次开车时遭遇“临检”，警方怀疑她正在赶往一个危险分子的家中，并将进行一次针对“委员会”的会议。

梦露则不顾阻拦，再次发动汽车并警告他们：“我真的很气愤，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她随后又补充，“我希望那些躲在幕后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他们今天对我们所做的事遭到报应。

事实很有可能会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女演员都知道会这样。

”“那些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是她对不自由的政治生活与演员生涯平行线的标记，标记了她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决绝（“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

回想梦露曾被要求把斯蒂芬斯的传记带出片场的情节。

这种形式的政治高压几乎是好莱坞的一大特色。

尽管导演弗里茨·朗（FritzLang）并未遭到传唤，但他也曾被怀疑是一名前共产党员，险些耽误1951年的电影《夜间冲突》（ClashByNight）杀青和宣传，而证词的来源则是好莱坞的知名编剧奥德茨。

1948年，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接手了困境中的雷电华电影公司（RKO，在该工作室的闪光灯下，梦露看起来总像是个孩子）。

电影《惨绿少年》（TheBoywithGreenHair,1948）随即投入拍摄。

片中包括一句出自孤儿之口的台词“战争对孩子没有好处”。

休斯亲自找到十岁的小演员，让他紧接着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但根据诺玛的回忆，男孩拒绝了他。

但他并不甘心，随后又花了十万美元试图买通编剧工会，想要插入这句台词却无果。

一怒之下他将影片雪藏了六个月，使它错过了原本最好的档期（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反战经典电影）。

在生命的末期，梦露和曾因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关系而锒铛入狱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VanderbiltField）成了朋友。

在菲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梦露曾对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表示了赞美，并不遗余力支持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事业。

由于对她与共产党关系的怀疑——因为被邀成为国际艺术基金会的贵宾，她曾申请去苏联的签证——梦露曾遭到FBI的长期监视，自1955年开始直到去世。

“可以确定，她是个十分明确且笨拙的左翼分子。

”一份1962年的报告记录了FBI对她的审查意见。

谈论何为“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精神中自由部分的重构。

I.F.斯通曾引用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生活在非真诚的套路之中。

但这样一来，你的精神状况必然会受到影响——长时间的心口不一自然有碍健康。

你不得不在自己厌恶憎恨之物前卑躬屈膝，在灾难面前兴高采烈。

但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无法忍受太多虚构的。

它是我们肉身的一部分，是我们灵魂的住所，是我们内在的部分，就像是口中的牙齿。

它不可能始终违心却不受惩罚。

斯通就此认为，这个民族的空气里充满了“麻木”。

“就好像是你想要大声呼喊，嘴巴却不听使唤。

周围的人也不曾察觉你的无助，他们还向你问好：‘你好吗，天气真棒。

’每个人其实都死了。

”在《乱点鸳鸯谱》里，梦露的角色罗斯琳（Roslyn）这样说。

有人在呼喊——一个女人；而其他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却选择置若罔闻。

大概就像是梦露在1951年写下的“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一样，女演员必须是哑巴（“哑巴”象征着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丑陋禁令）。

所以事实上，梦露并非唯一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理解病态时代的案例。

但她们是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受难的。

而梦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她将自己的受难，升华成面孔和身体上使人愉悦的魅力，然后使痛苦暂时隐形。

而她的计划，始终是在致力去改变这种状况。

1962年7月，她最后一次接受《生活》杂志采访时说，“所有的孩子都被期待可以幸福成长，而我却不一样。

”这种祝福就好像是每日问候“过得愉快”一样。

当然，梦露的台词“他们还向你问好：‘你好吗，天气真棒’”出自阿瑟·米勒之手（她随后更多经典台词也是如此）。

但梦露深知，她的名气使她有机会向美国公众展示，在这个国家中，那些他们因受蒙蔽而尚未看到的部分：“当你成名，你就越容易以有些刺痛的方式接近人类的本性，因为你会成为他们下意识的渴望。

”在同一次采访里，她这样说道。

※ 在成为电影明星之前，梦露靠拍摄各种写真为生，同时将自己的美展现给世人。

写真是她始终都不曾放弃的行当，而其中的技巧也被她熟练嫁接到电影拍摄中。

这就是在影片中，为何她的镜头几乎毫无死角的原因，而这种定格的美感很容易让电影中其他角色在观众心目中失去存在感，从而使她可以在越发光怪陆离的电影场景中给人以具体化的观感。

就像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Mulvey）所执意赞同的那样，动态影像的幻觉与静态图像的生机，都意味着死亡隐匿在每一帧画面中［她这本书的标题正是《24倍速的死亡：静止与移动的形象》（Death24XaSecond）］。

通过摄像机镜头捕捉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生与死的界限，这要比其他形式的艺术更加容易。

如果说梦露是好莱坞的化身，那么她所具有的令动态画面定格的能力，使她可以让电影中的世界停留在黑暗边缘，从而避免呈现出一个像她所处的世界那般龌龊不堪的空间。

或许常人无法在与世界进行的“猫鼠游戏”中放慢脚步，但梦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

我把这看成她总在“迟到”的一个注脚，尽管不守时的她总会把导演和同场演出的明星逼得发疯。

“我觉得我与这场‘全美狂热’并没有关系，”她在自己生平最后一次采访里说，“人总要向前走，想要走快些，却从不考虑这样做的理由。

”“你达成了你的目的，可当你达成了目的的时候，这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于美国，她同样观察到，这是个“厌恶安静”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里很少有沉默的场景。

人们想要在电影里看到的，也是他们想要在生活里找到的——更吵、更多的躁动与不安。

” 赫克特曾转述梦露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永远不会被那些有着一口完美牙齿的男人吸引。

”在《我的故事》里，有一章名字叫“关于男人”，其中她还谈到了自己永远不会喜欢的另外一种男人：“他们一开始生怕伤害到你，最后却比谁伤害得都要严重。

”而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政治，她的口味似乎都很相近。

她不喜欢谈论印度局势时含混不清的说辞“我们会鼓起勇气应付一切困难”；还有那些装作乐善好施，时时关心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大人物”。

在她看来，男人们大多喜欢夸夸其谈，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睿智思想与人生体悟”，有的只是“无聊透顶的自吹自擂”。

“这样的男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在亲密关系中，一个男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应当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那就是在“交代自己的过错和情史的时候”。

而只有那些愚蠢和软弱的男人才会觉得女人过去的恋爱事件会妨碍她对自己的爱。

“一个女人可以时时给予她爱的每个男人以深爱，如果，”她补充说，“数量不是太多的话。

”这是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观点——她将这种选择上的自由，当作生活中的一项原则。

（“因为没有什么，”她对韦瑟比说，“是可以被完全替换的。

”）如果另一位传记作者萨拉·切奇维尔（SarahChurchwell）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也就确实如她所言，在梦露自述的《我的故事》里表明，那些她生命里“所有的男性伙伴，包括剧作家、编辑、热衷于诉讼的生意伙伴”（这些内容当然只能在她死后才可以披露），至少在“关于男人”这一章里，并没有太认同梦露这句话。

对于梦露这样一个诙谐且有见地的女人来说，这个关于“更多选择”的解释还是太过油嘴滑舌了。

但在她处于好莱坞那样不为人知且充满危机的生活里，我们不应该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扰。

在梦露幼年遭受的虐待上，我与格洛瑞亚·斯坦能和洛伊丝·班纳持有相似的看法——它不应该吸引太多关注的目光。

尽管这个故事在很晚的时候才被赫克特加入到《我的故事》之中，而她之后才把这些告诉很多人。

一个忽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仔细考虑故事的真实性，毕竟梦露曾被人说成是个说谎成癖的女人。

作家诺曼·梅勒（NormanMailer）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拥护者（不过梦露曾多次拒绝和他见面，理由是他是个“太执迷于权力”的人）。

当然，有关梦露早年在好莱坞遭受的侮辱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去谴责好莱坞将梦露塑造成她自己厌恶却不得不扮演的、以性感为卖点的偶像。

无辜且自然地，有两个不堪的、不方便写明的绰号——我已经数不清被提及了多少次——时常被放在她的身上，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它们都提供了轻易可以实现的性企图的想象。

这反映了某种深刻且痛苦的，盘踞于人们心头的欲望。

它们本身就解释了这种取笑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提供了为何她的形象总会接近于死亡的理由。

阿瑟·米勒就曾深陷于此，他写道：她的性欲就像是，“与自然唯一真诚的连接，富于生命力与真实”。

在阿瑟·米勒后期的影片《堕落之后》（AftertheFall,1974）中，他塑造了一个脱胎于梦露的角色。

“她就在那里，像一只猫，或者一棵树。

” 除此之外，梦露的故事还与被剥削的性有关。

她所崇敬的斯蒂芬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对“一战”后世界各地革命事件的考察后写道，“令我失望的是，性在这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崩坏的时代，堕落占据主导，而对性的热衷也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政治理想。

战后，他对世界的状态普遍宽容，但却忧心忡忡于“战争心理，诸如美国国内反劳动、反激进的群体心理，似乎太过强烈了”。

而伴随着激进政治的崩塌，性狂热就成了取而代之的内容。

在斯蒂芬斯传记的最后几页，像是对好莱坞和梦露的出现有先见之明，他对电影事业进行了预测，“作为我们这个机械时代最使人盲目，同时也最富个性的东西”，它将会对之前所有的艺术形式进行整合。

因此这本在她出演第一部影片时曾偷偷带在身上的书，在几十年前就预料到了她的生活。

她也同时实现了他的两方面预言——性与电影的成就（我们只是好奇，当她在片场读到这部分内容时，她是否想过如果自己实现了这个预言，将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梦露了解并且憎恨着这个由机器支配一切的时代。

理查德·梅里曼在她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表示：“当我用俚语问她，你是怎么‘鼓捣’出这一切的时候，她回答我说，我没‘鼓捣’任何东西，我又不是机器……虽然人们经常把我们这样的公众人物看成机器，但显然，我们不是。

” 当阿瑟·米勒遇见梦露时，美国人民身上原本具有的激进主义特质，已经被斯蒂芬斯所观察到，而这些特质正在被性与政治理想互相撕扯所造成的鸿沟吞噬。

在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时易世变》（Time-bends）中，他写道，美国文化“从男人的社会理想角度，提升了性欲的合法性，进而使人们无法认同彼此”（他放弃了基于这一主题的一部话剧，因为作品所预言的未来实在让他无法忍受）。

“而我们上一次聚集到一起，还要追溯到这个国家上一个保守年代，那时社会公德还是死去的记忆。

”“照例，美国人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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