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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巨星(2/5)

人问题的好机会。

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

［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Liebknecht）整理出版。

］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

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PaulLevi）（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

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

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

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

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

”通常来说，卢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

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

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

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

这同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

正因为如此，“讲真话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

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

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勿忘逝者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责为一种“杀戮教唆”。

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

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私有化危机），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2]。

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解除了枷锁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

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是战争的再度爆发。

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

她曾在自己于1905年关于大罢工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

”更著名，同时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群无脑的好人”。

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被人们真正理解。

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

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

但在革命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

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

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

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

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

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

正如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

但卢森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奈德尔（PeterNettl）所写，“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

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

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

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

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和克伦斯基[4](Narodnikand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

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的初衷。

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

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同样是荒谬的。

”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

在1907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思想。

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

她始终坚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

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半点存在。

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

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

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与代表制中的“代表”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的。

而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瓦解了这种可能。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决定往往是预示政治局面即将要走向崩溃的丧钟。

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定格，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地”，就像是星空图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样子。

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革命的规律与天体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

卢森堡同时也是善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飞翔的燕子，那抖动的翅膀好像是“将天空的蓝色绸缎剪成了碎片”。

这种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诗情”，在她的文字里屡见不鲜。

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要倾向无政府主义。

事实上，所谓的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清算”之中的。

卢森堡本人更倾向于选举制及代表议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

她的要求是十分具体的：人民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力（这往往会被一个政权以防止对立者产生为由而禁止）。

倘若不然，她坚称，将势必会导致公共生活遭到侵犯，“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陷入沉睡之中。

”卢森堡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

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不仅仅为俄国日后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础的准备，同样也为“活动本身提供了自省的契机”。

其实，卢森堡在1902年投身到对妇女投票权的争取运动中时，便已经意识到人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尚且是不充足的，他们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什么比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更好的方式，来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

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

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

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

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

”“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

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

”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

“在极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

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

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

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

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

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

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

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

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

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

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

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

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andr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

”（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

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

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

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

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 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

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

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

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

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

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

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

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

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

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

而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

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易的部分。

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

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的”。

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

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

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

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

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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