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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巨星(3/5)

比厌恶）。

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

”但她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解。

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

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

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

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6]争论的焦点。

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

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

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

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

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

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

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

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

”“在消失城市的废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

”正所谓天怒人怨。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

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

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

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

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

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

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

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

”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

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

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

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受的威胁有所警惕）。

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

“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都清楚，”在1908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

”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

学习将会为革命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卢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

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神生活”。

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

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斗争”，卢森堡在1904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那些神智清醒的人”。

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

通过描写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

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

但格奥尔格·卢卡奇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

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

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

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

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

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 ※ 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

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

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

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

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

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

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

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

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

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

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

“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

”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

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

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

”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

”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

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

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

”“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

”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

”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

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

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

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

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

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

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

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

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

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

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

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

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

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

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

”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

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

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

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

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

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

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

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

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

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

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

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

“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

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

”这里没有任何隐喻。

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Sonja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

”“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

”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

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

“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

”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

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

“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

”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

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

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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