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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巨星(4/5)

，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

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

“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

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

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

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

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

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

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

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

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

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

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

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

”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

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

”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

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

”“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

”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

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

它使人人得其所。

“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

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

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

”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

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

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

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

”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

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

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

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

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

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

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

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

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

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

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

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

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

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

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

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

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生活是政治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命题。

但通过卢森堡的生平，我们大概可以将它看作政治生活的阴影，或是“侍女”——一个在主人身后永远默默无闻的追随者。

当我们从卢森堡的信里发觉她那通过自己并不愿意触及的内心部分的道德自我认知时，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并非有多不寻常，因为她总是对自己保持着不满。

卢森堡太了解创造力与精神痛苦之间的联系了（那会导致“不断的痛苦与煎熬，但创造力是一种社会责任”）。

考察她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被约吉谢斯逼疯——她描述了这种“仿佛通过附在屏幕上的描图纸”想象与感知所有事情的感觉，所有的思想都在“疾驰而去”。

而在其他的某些时刻，她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像是在写其他地方发生的事。

“我不在此处”——精神分析学中将此称为“另一种场景”，是无意识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她所体验的“远离、穿透屋顶到达的其他地方”。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想象之一，是他借用可改写的书写纸，将精神活动描述成一系列可无限擦除的痕迹。

而心灵，正是由它自己的改写组成的。

它无法被限制在唯一的场景之中。

正因如此，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

卢森堡曾哀叹自己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尝试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语言时常造成的误解——也极度困难之事。

我们无法捕捉这样一句话的真相：“一个人或许可以轻易理解一个实际的词语，但如果我说‘光明’，"1898年她写给赛德尔夫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而在此两年前，她在一封给约吉谢斯的信里也提到了想死的话，那是被包含在她引用的自己最喜欢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Mickiewicz）的诗句里： 倘若舌头永远忠于声音， 而声音也忠于思想， 那么有限的语词究竟如何， 才能描绘思想的无尽光芒？ 语词的欺骗性，正是发端于思想的无尽和耀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她向朋友们恳求答案，可当她正站在自己失败的碎片上，想要窥探真实的自己时，他们又怎能知晓答案呢？ 在精神分析学里，我们神志清醒地“背叛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深渊。

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地方。

弗洛伊德曾表示，“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

它们必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解释。

”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

卢森堡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然要走向枯涸。

”而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Souief）则写道：“革命就像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

那开始于一年前1月25日的革命[10]，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

它在某些空间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没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

”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其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使病人可以自由联想，说出脑中那些奇异且不可预知的真实。

但这也决定了精神分析只能针对病患施用。

因为这些内容很容易扰乱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秩序。

但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人心不可理解的本质，使其自由变得十分必要。

克里斯托弗·博拉斯曾说：“自由联想这一手段，颠覆了精神分析师自身的权力意识。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苏维夫的“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来作比较。

）而这种新的思考方法，解放了“传递的可能，使之趋向无穷”。

这接近于卢森堡对露易莎·考茨基的观察：无穷（与“一颗严整的实心球”相对）。

伴随革命而来的，是“揭开盖子”的冒险。

但这世界必须容许分崩离析的可能，因为也许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重获新生。

卢森堡的第一次惊讶，大概是在她发现大多数受难的国民为战争投上了赞同票的时候。

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走得更远，“所有这一切都将要土崩瓦解”。

弗洛伊德的写作大致是和卢森堡同时期的。

而在无意识之外，卢森堡完成了自己的壮举——在我看来，她揭开的是约束私人与政治生活的双重“伦理盖子”。

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

奈德尔在自己关于卢森堡的传记里这样写道：“和那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与政治灾难深层次原因的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只关注问题的规模，对于卢森堡，他也仅仅注意到她卓越的力量可以肩负更重大的使命。

”比起粗浅的野心，卢森堡提供的是一种“去情色化”的革命，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尽的革命欲望”。

绝非巧合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者最近认为，尽管女性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女性的性欲其实也是无尽的（这同样是不必去考虑所谓规模的事情）。

※ 作为一个超越了极限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在等待着卢森堡。

当她藏在老农的破马车里离开波兰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反复穿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生命历程。

当她随后来到德国，她“带着成捆的家信，一份把她写成波兰人的来自党的证明，以及一份结婚证书，将她的国籍从俄国改写成德国”。

可究竟哪里才是她的归所呢？“可预见的是，”艾廷格写道，“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卢森堡的犹太身份，必然将使她无法正视波兰人们真正的需求与愿望。

而在1970年，卢森堡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

"1910年，波兰民族主义报纸《独立意志》（IndependentThought）甚至称她的腿疾是犹太人血统卑劣的标志。

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

“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于外来文化。

”“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1904年写信给亨丽特·罗兰·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一种手段。

”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1]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ofMyContemporary）。

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

”歌德的“兴趣普遍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

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

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

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

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的焦点。

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

波兰社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1893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

”尽管曾为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

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

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歧的一个例子。

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

“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年写给乌尔姆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那些在普图马约[12]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空间。

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及人们的泪水。

”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

在1901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

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指责她和她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

这种“秘密社团”或“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

到了1919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

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

然而，如果我们断言卢森堡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看重，似乎又是有些片面的结论。

她拒绝将德雷福斯事件[13]视作一起单纯的“犹太事件”，而是将它看作一次犹太人以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对抗。

而这尚且不是全部，她的信件里总会出现很多意第绪语的表达，尽管她曾不止一次使用“犹太佬”这样带有污蔑性的称呼。

而根据洛瑞·卡索尔（RoryCastle）最近的发现，她曾在1910年的文章里谈论过反犹主义。

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继大屠杀之后，最能体现人类政治观点的落后与文化里无法革除的原始印记的标签”。

如果说她确实曾主动为自己的犹太性申辩，那么她的犹太性却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尽管她和她的家人曾努力试图融入非犹太世界，他们却都不曾遗弃自己的犹太身份。

她的父亲爱德华是扎莫什奇当地改良犹太社区的领导成员，同时在各项事务上都很活跃。

我们或许可以将她的犹太性回归看成一种“被给予”。

正像阿伦特曾将此放入她与哥舒姆·舒勒姆的著名对话之中，这其实是她生命里“显而易见的事实”之一。

在那本《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还曾将社会主义的反战倾向，比作“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荒漠”的壮举（她又一次对马克思进行了改写）。

她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预见能力。

在她于“一战”期间写给索菲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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