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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3/5)

打扮一下啊。

”我心情愉悦地向戈尔德眨着眼，同时也恭维他，“看你，格子衬衫牛仔裤，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戈尔德把胳膊伸向我，让我挽着：“走，我亲爱的女士，到那边的点心店，我们还要买些糕点带去。

”到了点心店，戈尔德选了五块苹果派、五块巧克力黑森林蛋糕、五块草莓奶油蛋糕，我惊讶地问：“这么多，怎么吃得了？”戈尔德笑着说：“我们不是去跳舞吗？运动了，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吃不了，让朋友家留着明天吃。

”路上，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带什么礼物，并惊讶于戈尔德对朋友的付出：不仅去给朋友义务当舞蹈老师，还带这么多蛋糕。

戈尔德认真地对我说：“宝贝，我这可是为自己的老年投资啊，交朋友要用心，我和卡德琳娜在舞厅认识的，交往五六年了，卡德琳娜是好人，她的一家都是好人，我教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跳舞，和他们全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下午，我希望这样的交往和友谊持久，人生需要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 跳完舞从卡德琳娜家出来，戈尔德诚恳地要送我回家，我很久没有受到男人这样的呵护了，而且是个讨我喜欢的男人，我同意了。

家，空空旷旷。

我喜欢空旷。

家具尽量少，把空间留给儿子玩耍，留给自己旋转舞蹈。

我病后，父母来照顾我和儿子，这个空旷宽敞的家曾经有老人的呵护声与唠叨声，有儿子顽皮的笑声，隔三岔五还免不了有儿子骑着小单车在家里横冲直撞的尖叫声……那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家里的空旷，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法安静与独处。

自从出了云和妹妹的事，父母提前回国了，我动完癌症手术还不到两年就咬着牙病后开始一个人带儿子，这个家恢复了空旷。

现在我和云彻底分手了，我的灵魂和身体都空空荡荡，这个家就不是空旷而是空荡寂寞了。

戈尔德的到来让我的客厅充实起来，客厅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私密的客人。

我斟上两杯红葡萄酒，放上圆舞曲的音乐，酒不醉人人自醉，我的内心和身体都有一种渴望，但是那种渴望被病体深深地锁住了、封住了，但我感觉生命的最深处，更有力量要冲破这一切。

慢步华尔兹是温柔的，戈尔德托在我腰背的手也是温柔的，而且沉稳，带有恰到好处的掌控力。

我感觉舒适，慢慢地融化，我克服心理和生理障碍需要时间，戈尔德随着音乐慢慢地把我搂得越来越紧，我则慢慢积累力量，戈尔德的气息在我的耳际：“宝贝，白天是你的衣服漂亮性感，现在是你的人漂亮性感。

” “你真的喜欢吗？我真想讨你喜欢！” “我很喜欢！宝贝，你知道吗？你是那种第一眼看似平淡，第二眼看了你就想继续看你，和你聊上几句话就觉得你有趣，把你搂到怀里就越来越有感觉，让我舍不得放手的女人，从第一次和你跳舞我就舍不得放手了。

” 戈尔德的话让我很受用，但不是百分百。

在德国，用德语交谈，受到恭维我总是特别高兴，因为用德语交谈我根本没有优势，我既没有学会多少德国的笑话来显摆自己，也无法用多少中国的成语、妙语、歇后语去施展自己，因为中文翻译过去大多达不到效果，我用自己学的德语“客家语”和人家的母语沟通，人家还夸我，我当然就自己给自己打分似的多打了几分，有些自豪。

但是戈尔德说，把我搂到怀里就舍不得放手，这话算是恭维我吗？我还不能百分之百享受这种恭维。

在中国，十三四岁时，我的胸部相对比别的女同学高一点，我每天早上把胸罩死死勒紧，努力把自己的胸部压平一点再去上学。

结果，后来我到了北京，成了著名大学的学生，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名校校友）却埋怨我胸部太高不像处女，我伤心到了自卑的地步。

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男人开始会欣赏丰乳肥臀了，市场就变出了一打一打的妙方供中国女人丰胸增乳。

到了德国，我解放了，我天然与德国女人一样丰乳肥臀，再加上东方神韵，我时不时受到男人的恭维，但是我对此依然有些惶惑，我成了男人搂着舍不得放的女人，但是要我百分之百地享受，我还是做不到。

我感觉到，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像德国女人那样天性自然地享受这种恭维了，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像德国女人那样天性自然地享受身体的快乐了。

不过我心里也明白，如果自己是个男人搂都不爱搂的女人，自己一定会更难受。

戈尔德的手随着音乐试探性地往下移动。

“你有睡觉的女人吗？”心情与感受都很复杂的我，问话完全使用直统统的德语。

“有。

”戈尔德不遮掩，回答很干脆，“现在有一个固定的，有段时间还同时有两个。

”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并不希望戈尔德是因为没有女人而对我动真情。

我对戈尔德与对亨德瑞克不同，我对亨德瑞克渐生情愫，而且是我当下唯一的情愫，我希望感受到亨德瑞克对我也有情愫而且是唯一的。

而我对戈尔德只是开心喜欢，谈不上情愫，戈尔德有其他的女人不太要紧，他对我好，他讨我喜欢，这就足够了，我就没有任何负担了。

我听到戈尔德在我耳边继续甜言蜜语：“宝贝儿，但我这些天只是在想你，想了解你。

” “教我跳舞可以了解我。

”我挣扎着想延长时间，戈尔德也不着急。

“好！你的背要挺直，再挺直些，臀部往上，再往上提，收腹，别往我身上贴，保持和我身体的距离，记住，跳舞的时候永远自己保持自己的平衡。

” 我扑哧笑出声来，一半是出于自然，一半是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我跳舞的时候总是将身体靠着点戈尔德，省着点劲，也因此有时重心不稳。

我认为自己跳舞太不专业了，而戈尔德受过严格训练，参加过舞蹈比赛，我自己惭愧也为戈尔德自豪。

不知何时，戈尔德和我都倒到了长沙发上，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戈尔德的问话：“这是什么？” “你摸到什么啦？”我用尽全身力量反问。

戈尔德的手在游移，声音也游移：“梅，这么长一条伤疤，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去看柔和暗淡的灯光下戈尔德的表情是什么样，我咬着牙继续：“是啊，两年多前患晚期癌症做手术留下的。

” 戈尔德的声音有一点发紧，但仅仅那么一点儿：“什么癌症？” “直肠癌，你害怕吗？” “没有什么。

这个对于你是已经发生了的不幸，你必须面对它。

” 我的耳际、脖子印满了戈尔德温柔的吻，他的双手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给予，但是他自己并不勃起，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所措。

戈尔德感觉到了我的窘态，他平静地说：“你舒服吗？你舒服就行，别管我，也别介意，我一贯这样，有时为自己做爱，有时只为女人做爱。

” 我放松了一些，我并不能完全享受，但是我知道，那把手术后横在我身体上的枷锁正在慢慢松动。

我嗅到了德国莱茵河畔一望无际的葡萄山天然佳酿的醇香，我感受到意大利漫山遍野橄榄树的油脂润滑……渐渐地，我变成了一朵法国莫奈的睡莲，同时又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中国莲花，墙上客厅中的油画《荷花睡莲》在我朦胧的双眼前晃荡起来。

我要啊，我要啊……我要爱，我要活…… 但是从那以后戈尔德不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从内心当然希望接到他的电话。

但是我自问与戈尔德并没有更多更深的联系，自己并没有爱上他，和他也没有像与亨德瑞克那样的默契和情投意合，对戈德尔只是简单地喜欢，两个人一起享受舞蹈而已，所幸戈德尔也只是喜欢我。

戈尔德对我兴趣减弱甚至对我的身体感到害怕都是正常的，凭什么人家非要一直热情满怀地追求我呢？看来，患过癌症的女人能吓倒很多男人。

我对自己说，和戈尔德的交往也许正恰到好处，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爱情，我需要重新放松自己，开放自己，积聚爱的力量。

我在戈尔德的电话上留言：“亲爱的戈尔德，谢谢你！我要带儿子回中国一段时间。

我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跳舞。

” 戈尔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我病后身体的开放陪过一程，我会永远记着他的身材和舞姿，我还记着他的话：“为自己的老年投资，结交朋友并诚心给予朋友快乐。

” 腰部以下的动作 戈尔德后来不打电话约我了，我有一点失落，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力量。

回到中国后，我不再关心云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和自己的亲妹妹来往。

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

我不做瑜伽，但是我每天闭着眼沉静地提醒自己好几遍，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

舞蹈在我的身上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到了北京，我拿出刚刚认识的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院长的名片，打电话到院长办公室，几经周转，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对舞蹈老师。

2003年那个春天，似乎创世以来所有的细菌都苏醒了，一场莫名的SARS病毒，昼夜不停地在整个地球上肆虐蔓延。

街上的行人好像颠倒了季节，把十几层的棉纱口罩罩在脸上，一罩就是一整天，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许多年以后，还会活在那种惊恐里。

我当时像亿万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我告别了德国首都柏林的空气，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坦坦，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

白天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穿行在地铁里，经过许多戴口罩的人身边，我浑然不知，大口大口呼吸着祖国首都的空气。

我天天把儿子坦坦送到北京临时上的幼儿园，后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有一两个孩子病了，没有上幼儿园了，但是我继续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坦坦送去幼儿园。

2003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那个寓所没有私人的隐秘可言，光洁的地板，整面墙的落地窗，几十平方米的大空间，除了一张床，再没有任何一件家具，美国式开放厨房闲置一角，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哪怕是一次汤，寓所里没有任何油烟的味道，一个地道的家庭小舞厅。

两位舞蹈老师来了，我拿出德国巧克力招待他们，却全然不知他们是不是穿越了整个北京，穿越了许多白色口罩，把许多SARS病毒抛在了身后，来赴我的舞蹈约会。

我夜夜学跳舞，在舞蹈中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两位舞蹈老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男老师身材匀称，每天都是深色的一身衣服，进门时最抢眼的是脚上那双看来有点年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换上舞鞋后最抢眼的又是脚上那双舞鞋。

女老师则不同，每天都会换一件着装，一件不同风格的坎肩，一条不同颜色的围巾，每天这一点点小变化，都使她拥有不同的韵味，她的服装都不张扬艳丽，而是样式别致，交谈中她对我说：“我的大部分衣服价格很便宜，重要的是你得到对路子的地方去买。

下次你回北京，我陪你去逛。

” 我问两位舞蹈老师是否去过欧洲，他们笑着说还没有去过，最想去英国。

这辈子去英国黑池的交谊舞大赛跳一次舞就够了，男老师笑呵呵地说。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我把儿子留在北京，独自回柏林了。

从北京回到柏林，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SARS.以前我回到柏林，第二天准到住得最近的朋友家吃早餐，大聊一通分别后的见闻。

可现在朋友把我拒绝了，说实在很抱歉，你从中国回来，我们家孩子小，怕传染。

我知道那就是说，根本不用再向其他人报告自己回柏林了，因为我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都跟在我后面陆续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都比坦坦小。

这个SARS看来很厉害，好像连打电话都会传染。

周六商店还开门，我像个还没有被人识破的麻风病人似的，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抢着上街买了点吃的喝的储备起来，然后我一连几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边收拾屋子边听广播中的爵士乐台，可是那爵士乐台也不只播爵士，每播送一段爵士中间就不断重复着中国的SARS病毒消息。

4月21日，周一，中央电视台报道，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变动，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长职务，这两项人事变动，看来与应对“非典”不利有关。

北京“非典”已蔓延。

从此，卫生部每天公布疫情。

我把一些老爵士CD盘也都翻出来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大乐团，但是我更偏爱听个人唱片，如查理·派克和杰瑞·莫里根。

我喜欢反复听查理·派克和迪西·葛列斯比的CD，并不在于他们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小号，而在于从他们诠释的作品中品味他们的性情，比如他俩都吹过格什温的一首小曲子《我难以起步》（ICan'tGetStarted），我很爱听这首曲子，确实有那种感觉，人生都活了几十年，总是难以起步。

查理·派克一扬声就显露出他狂放、天生才子的性情，葛列斯比则收敛一些、理性一点。

在听音乐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五年前我更钟情于查理·派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更淡然地在葛列斯比的演绎中和他交谈。

不到十天，儿子坦坦也逃难般地被送回德国，据说是一架飞机中的最后一个座位，连他的父亲云也不能同行，而只能坐另一班飞机。

我接到云的电话，立马坐上了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火车，从法兰克福的机场接到了戴着白色大口罩的儿子坦坦。

坦坦的柏林幼儿园还好，让我带坦坦去做几个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就让坦坦回幼儿园了。

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们才纷纷打电话致歉，请我带坦坦去玩。

我到每一位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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