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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就是爵士乐,我吼叫着比莉·哈乐黛的经典名曲《你变了》的歌词“你变了。
现在一切都完了”,然后我哈哈大笑,你们变了啊,不要我和坦坦了,可是我们没有完,我们还好好的。
再说那时我一个人回到柏林,过了几天,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发烧咳嗽等迹象,为了避嫌我自觉不去看朋友,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去跳舞了,没有了戈尔德,只有社交舞厅可以去了。
将近两个月没有见面了,亨德瑞克见到我的时候,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自己心里也很感慨,竟有种灾后重逢的感觉。
我们两个人感觉相通,亨德瑞克很快把我带进舞池跳了几曲,亨德瑞克越来越轻松:“嗨,梅,你来了,我放心了,知道你是安全的。
你们中国到处都是SARS,好,你在德国就好,这里很安全。
”亨德瑞克扶在我腰间的手比以前紧一些,我心里因为戈尔德的一段插曲对亨德瑞克有点歉疚,我把头往亨德瑞克的肩上靠了靠,两个人更默契了。
在亨德瑞克的臂弯里,我感激之余突然又有了一种恶作剧似的得意:告诉你我一周前还在北京,你准会吓一大跳。
不过这话我只是藏在心里,嘴角边飘出的是另一个句子:“可是我有很多亲人在那里啊。
这阵子我在家里边听爵士边听新闻。
”我不由自主地表达着自己这些天的爵士情结。
亨德瑞克笑了:“爵士,在日本工作时,我的一个日本同事也酷爱爵士,他还送给我一本小书,是日本的两个超级爵士乐迷和田诚(MakotoWada)和村上春树(HarukiMurakami),一个画家一个作家,作家写的日语我看不懂,画家把那些美国爵士乐手可是画绝了。
有意思,他后来借给我许多爵士唱片听。
” 我们两个人边说边回到了座位,我由着自己的爵士热侃侃而谈:“众所周知,爵士乐一生下来就是个混血儿。
它是西非的炙热阳光、法兰西的浪漫精神、黑人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的奇妙混合体。
现代舞之母邓肯,她鄙视宫廷舞,认为传统的华尔兹、玛祖卡舞以及小步舞是病态的多愁善感,她还认为真正的美国舞者不可能引领芭蕾舞,因为美国人的双腿太长,身躯过于丰满,精神过于自由,无法适应芭蕾舞那种装模作样的优雅,正因为如此,她的舞蹈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她摆脱了解释性舞蹈的历史束缚,成为创造性舞蹈的先驱。
” "aber(但是),”我抿了一口饮料,看到亨德瑞克眼睛闪闪发亮地听着,我完全忘记了平时自己是多么反感德国人说”aber(但是)”,此时,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德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扬扬得意地将那个”aber(但是)”拖得特别长,“邓肯女士,她这么一位时代的先驱者,却贬低爵士,我不说气愤,只觉得她太局限了。
邓肯女士认为爵士乐是原始野蛮人的音乐,她可爱幼稚地呼唤未来美国出现一位作曲家,这个人将为美国舞蹈谱出不含爵士乐节奏的真正音乐,不要腰部以下的旋律,不要黑人舞充满情欲的抖动。
但是历史不可阻挡,1927年邓肯不幸因车祸去世时,爵士乐正在美国走向巅峰,“二战”时美国大兵把爵士乐带到了欧洲,50年代后,虽然爵士乐在美国慢慢走下坡路,但随后兴起的却是摇滚,这大约也不是邓肯热切希望的能代表美国精神的音乐吧。
哈哈!” 这时,乐队正好奏起了爵士旋律,亨德瑞克俯向我的耳际:“尊贵的女士,要不要来点腰部以下的动作?”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站起身来,迅速步入舞池,跳起了桑巴。
这个夜晚我们两个人又难舍难分,在舞蹈中我忘记了SARS.说也奇怪,因为中间插入了一个戈尔德,我一时不再想亨德瑞克是否有别的女人。
“梅,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厅已经跳了二十多年了,我遇到过很多女人,来了,走了,结婚了,离婚了,又来了,哈哈!你要记住我的话,我总会在这里!” 亨德瑞克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走了?不想再结婚了?也就不用再离婚了?!他想把舞厅当成他永恒的归宿?他娶那个韩国老婆的时候也三天两头泡舞厅吗?他后悔结婚了吗?不,好像也没有,因为他说过,儿子是值得的。
在那段谈论爵士的日子里,跳完舞后,亨德瑞克和我还会去爵士吧A-Train. 在偌大的柏林历经多年能够存活下来,变得有些人气与名气的爵士吧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西边的离我住处近,我们自然就去西边这个A-Train爵士吧。
爵士吧在一条小路的拐角,离社交舞厅不远,走路10分钟就到了。
爵士吧的门帘很小,里面的空间也不足一百平方米,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吧台,一个小舞台,舞台顶上灯光很齐全,最里边还设有调音台。
爵士酒吧的面积当然远远不如社交舞厅,社交舞厅有两个吧台,化妆间、厕所里永远都有侍者服务,但是A-Train爵士吧里出入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地游客、国际游客慕名而来的很多,要预订,像我和亨德瑞克这样临时跑去,很可能没有座位。
这个爵士吧,听说也是有爵士迷掏钱支持的,否则还是难以维持的。
爵士吧是1992年开张的,我1995年到柏林后不久去过一次,那时如果不是周末好像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座位,2003年的爵士吧已经很有名气了。
一个人去爵士吧的很少,大多三五成群一起去,我和亨德瑞克去爵士吧,留下的柔情蜜意多,留下的爵士感觉少,为什么呢?爵士吧里被拥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孤独的空间,而我听爵士需要点空间与陌生感,甚至孤独感(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
曲终人散,人一出门,就像一个飘飘悠悠的萨克斯管长音,一缕空落、一缕乡愁袭面而来。
每次分手时,亨德瑞克照常为我招来出租车,天气好的时候,我摆摆手不要出租车,我也不指望亨德瑞克送我回家,我宁愿深夜独自走路回家,独自品味那空落、那乡愁…… 不再见亨德瑞克 白天工作很多,我没有时间失落和发愁,中国的“非典”远隔千万里也还紧紧缠绕着我。
2002年,我在柏林倡议创办了第一届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先生亲自担任名誉主席,400多名应邀参加的中德小艺术家们在柏林欢聚一堂,同吃、同住、同排练、同台演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约来年北京再见。
2003年,市长沃维莱特先生再次欣然担任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名誉主席,“非典”却突然袭来,报名来柏林参加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的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一个接一个都因为“非典”取消了行程。
最后,中国只剩下一个团队,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合唱团坚持要来,更可贵的是德国也有一个团队坚持要来,他们是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带上了“非典”病毒,他们相信中国抗击“非典”会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到柏林来和中国青少年交流。
为了两个团队,就耗费大量精力来举办一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值得吗?事实上,我放不下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希望相识相知的青少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想利用这两个团队的到来,举办一场支持中国抗“非典”的大型文艺演出。
因为信念而激动,因为激动而有创意,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陷入激动和创意的魔圈中,疯狂工作。
举办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场地、节目和观众是三大要素。
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derKulturenderWelt)是柏林多元文化的象征,建筑造型被誉为美国总统卡特微笑的大嘴,广场上有巨大的喷水池,周围有绿色的公园草地,身后是静静流淌着的斯普瑞河(Spree),柏林世界文化宫的旁边就是总理府,一个现代的白色建筑。
不要说去看演出,柏林世界文化宫本身就是柏林观光一景,能在那里举办一场演出,对中德小艺术家及观众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
演出场地是我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得到的,第一轮书面联系,回答是7月20日这天已有活动安排,但我不甘心,通过内部信息,得知那些天的场地是被一个每年都会举行的系列音乐会预订了,但那个系列音乐会恰巧在2003年的那一天没有演出。
还有希望!我展开第二轮书面联系,用德语极尽所能地渲染中德友谊,以及全球抗击“非典”的重要性,结果场地就有希望了,但租金、技术人员的费用令人咋舌,要七千欧元左右。
第三轮、第四轮联系,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介绍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活动及其意义。
最后,柏林世界文化宫明确以“出于文化政治的考虑把费用降到三千多欧元”。
对于一个小小的民间协会来说,为了两个学生团队的演出,这样的租金也已然不菲。
吸引人的节目很重要。
我和同事们决定演出以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纯净悠远的合唱拉开,中间穿插舞蹈,最后由德国爵士乐队登场,气氛逐渐走向热烈。
但是到哪里去找舞蹈呢? 在著名的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抗击“非典”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海外华人支持抗击“非典”的心是相通的,散落在各处打工、在不同场合表演过舞蹈的学生被临时聚集起来,六男六女,他们可以表演一个藏族舞蹈和一个汉族舞蹈《兵哥哥》。
可是藏族舞蹈缺少服装,《兵哥哥》手中没有道具枪。
我打了上百个电话,从国内临时定制了12套藏族舞蹈服装,紧急托人从北京送到上海,然后从上海由团队带到柏林,而中国的《兵哥哥》,道具枪就用德国的了。
在北京和那对老师练习了舞蹈之后,我了解到当时的国内国标舞和欧洲交流还不多。
回到柏林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柏林舞蹈运动协会会长,他和他的夫人非常热情,恰逢第五届世界青少年国际标准舞大赛当年在柏林举办,他们马上邀请我作为贵宾观摩,并向我讲述了世界青年国标舞拉丁舞系冠军丽莎和丹尼尔的故事。
为了形成最佳搭配,14岁的丹尼尔离开父母,从澳大利亚专程来到柏林生活,为的是和丽莎配舞,这个不远万里的搭配结出了硕果,他们共同成了冠军,看着那对年轻有活力的舞蹈新星,我非常激动,力邀他们为抗击“非典”演出献艺,丽莎和丹尼尔决定在国际比赛的繁忙排练中抽出时间参加。
我的老朋友,柏林神殿艺术学校校长林克先生决定派出著名编舞克斯先生率领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加盟参演。
中国民族舞、德国现代舞、国标舞……各种风格的舞蹈都将进行抗击“非典”的演出,我白天高度紧张、事无巨细地为青少年的舞蹈演出做准备,夜晚我就没有精力和亨德瑞克跳舞了。
我就请亨德瑞克吃饭,说:“每次都是你请我喝饮料,这次我就请你吃饭吧,真心请,就高级点,餐馆由你定。
”亨德瑞克马上定了牡蛎餐厅,说他就住在附近,柏林最豪华的选帝侯大街的最豪华地段,可以拿北京二环内的区域做比较,一个豪宅四合院会是天价,但是许多平民百姓也还住在二环内,柏林的这些豪华地段,老百姓也住着。
牡蛎餐厅顾名思义吃牡蛎,侍者个个都训练有素,身体笔直、态度友好、动作从容,从侍者的服务水平就能看出餐馆的水平。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破费一下好好请请亨德瑞克,自己也乘机和他好好享受一次。
但是亨德瑞克亲自定了高级餐厅,却根本没有打算大吃大喝,他坚持只要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干脆地对侍者同时也对我说:“就这些。
”我平常也总喜欢花少量的钱点恰到好处的菜,但享受环境特别好、特别个性的餐馆,我心里感叹,我与亨德瑞克总是意想不到地默契。
我收敛了自己大吃大喝的念头,乖乖地也点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餐馆与侍者,既出于礼貌也出于兴趣,我又点了一份梭鲈鱼浇白葡萄酒汁作为正餐,还有一份小的冰激凌,然后建议两人一块吃,亨德瑞克点头赞许。
因为是吃海鲜,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干白葡萄酒(大部分牡蛎餐厅桌子上都放着一瓶酒,而不是一杯),共同要了一瓶矿泉水。
饮料上来了,我和亨德瑞克一碰完杯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我近期的工作:“这次演出,我们有中国的民族舞、德国的现代舞和国标舞,哈哈,各种不同的舞蹈。
我很激动。
你知道,就是我说过的邓肯,人们认为她是现代舞的鼻祖,认为她的舞蹈源自希腊,但是她认为,她的舞蹈是受到了她祖母的影响。
她的祖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很怀念故土,于是总是轻声哼唱着爱尔兰的歌谣,跳着爱尔兰的吉格舞,祖母所跳的吉格舞中融入了拓荒者的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历史,后来她祖父从硝烟四起的内战战场光荣返乡,唱着独立战争时期士兵们哼唱的流行歌曲,祖母也会随着祖父的歌声起舞。
邓肯就是从祖母的舞蹈中学到了其精神所在,创造出了自己的舞蹈,所以,任何一种舞蹈都是蕴含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的。
” 亨德瑞克在听,在微笑。
我们的牡蛎海鲜汤上来了,我睁大了眼睛,侍者端着一个大托盘,从容地放下两个精致的汤罐(不是盘子),然后有条不紊地从托盘里放下法国长面包,当然已经切成小段,还有黄油、两种面包涂酱,一小盘无核绿橄榄,我略略吃惊又饶有兴致地看着、欣赏着。
亨德瑞克看到我的神态,从容地对侍者说:“请您迟一点上主菜,让女士慢慢喝汤并休息一下!”他边说边用询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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